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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事/追念霍启昌教授\刘蜀永

2020-09-22 04:24:08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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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悉港澳史专家霍启昌教授於九月十二日在澳门病逝,深感意外和悲伤,不禁回忆起和他交往的种种往事。我和他初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他作为香港的特邀代表,到北京出席中国史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我的老师余绳武所长要我参与接待工作,并陪同霍教授参观故宫博物院。当时我们研究所刚刚开始香港史研究,余老师邀请霍教授参与合作研究,他欣然同意。

  当时是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信息渠道不甚畅通。霍启昌教授提供了大量海外香港史研究的信息,使我们获益匪浅。正是採纳了霍教授的建议,中国社科院动用三万英镑外汇,从英国购买了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系列缩微胶卷,内容是十九世纪到一九五○年代香港政府与英国政府的来往文书。随后,霍教授又在香港替我们代购了一台十分先进的读印机,用以阅读和影印缩微胶卷。这些极大地提高了我们香港史研究的质素和效率。

  霍启昌教授应邀参加了近代史所香港史课题组《19世纪的香港》和《20世纪的香港》两本学术著作的编写工作,分别撰写了“英国佔领前的香港地区”和“香港与辛亥革命”两章书稿。他还多次对两本书的编写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如何客观、公正地使用历史档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九八五年三月至五月,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史课题组首次到香港收集资料和考察。成员有我的老师刘存宽教授、同事杨诗浩教授和我。霍启昌教授替我们做了极其周到的安排。首先是请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作为接待单位,又安排我们到港大孔安道图书馆、布政司署图书馆收集资料。他陪同我们参观香港博物馆,到澳门考察。他又请孔安道图书馆主任杨国雄先生驾车陪同我们考察曾氏大围、侯王庙和九龙城等地。当时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我们的出差经费很少。霍教授替我们精心安排,通过陈坤耀教授安排我们住进了明爱中心宿舍。那裏离香港大学很近,住宿费又便宜,记得一个房间一天的住宿费仅为八十港元。

  霍启昌教授还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一九八八年,他作为筹备委员会主席,在香港大学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内地的陈诗启、张寄谦和来自台湾的张存武、赵淑敏等学者聚集一堂,我也应邀出席。海峡两岸学者初次相逢擦出的火花和趣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霍启昌教授著述甚丰。他还参与过《香港史新编》的编写工作,并著有《香港与近代中国:霍启昌香港史论》、《香港史教学参考资料》、《港澳档案中的辛亥革命》、《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Hong Kong and the Asian Pacific(1840-1900)》、《Lectures in Hong Kong History》、《Estudos Sobre a Instalaca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等。他的逝世是港澳史学界的重大损失。然而,学术之树长青。他虽然远去,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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