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记者行业的争议在过去一周被社会热议。事源香港警方日前修订《警察通例》下关於“传媒代表”的定义，经修订后，《警察通例》下的“传媒代表”包括持有下列机构所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的记者、摄影师及电视台工作人员：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GNMIS）的传媒机构；或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杂志、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

　　“记者”通常被冠以“无冕之王”，这是因为记者通过自己的报道反映社会现实，从而引起社会关注，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不过，作为一位从事新闻行业超过十年的媒体人，笔者深深感受到“记者”这个行业在过去两年在公众心目中发生的变化。也有不少同行和前辈感叹，如今“记者”被很多市民认为是不专业、无底线、无道德的代名词，这对於媒体人来说，是何等悲哀。

　　过去两年，在资讯发达的技术环境之下，加之极度民粹的社会环境中，不少香港的媒体以及所谓“记者”开始为了出位而罔顾职业素养，如此损害媒体行业公信力的行为在“修例风波”中被推到高点。正是因为“修例风波”以及“黑暴”活动中，不少“记者”成为暴徒的帮兇，甚至就是破坏社会的参与者──有“记者”在镜头面前用粗言秽语评论警方，有“记者”阻止警方执法行动。这也是为何警方要对“传媒代表”的定义做出修改的主要原因。

　　不少批评者认为，警方此举是限制“新闻自由”，不过，在笔者看来，规範记者管理和“新闻自由”扯不上关係，事实上，规範记者管理更有利於“真记者”从事新闻行业。在这裏，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何为记者？这是我们在这个民粹化的社会中需要去回答，也必须去回答的一个问题。

　　传统的新闻学理论认为，记者就是社会事件的客观记录者。如今互联网时代，有人说，“人人都是记者”，对此，笔者认同。不过，笔者认为这个概念说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是社会的“记录者”，但不等於“记录者”都是“记者”。因为“记者”作为“传媒代表”，他所报道的内容必须符合新闻专业和遵守新闻操守，如此所生产的内容才能被称为“新闻”。而相较於新闻专业，笔者认为新闻操守是区分“记者”的核心标準，因为专业学到不难，但操守的坚持就很难。

　　那何为新闻操守？为了客观，我们不妨翻一翻“香港记协”的章程，有关新闻从业者的操守守则中，记协第一条就这麼写到：“新闻从业员应以求真、公平、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的态度处理新闻材料，确保报道正确无误，没有断章取义或曲解新闻材料的原意，不致误导大众。”不用说别的，那些自称自己是“记者”的，甚至是“公民记者”的人，连第一条都违反了。试问，只将镜头对準警察的“记者”，他做到了“求真、公平、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的态度”吗？

　　正常的媒体人，在看到警方修订对“传媒代表”的定义时，应当感到高兴。这裏，笔者想到新闻行业标志性人物普立兹的一段历史，在一百多年前，公众只是认为新闻是一种技艺，非一门学问，而普立兹则希望将新闻升为一门学问，於是向大学提出捐款要创立新闻学院，他曾说：创办新闻学院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好的记者，让他们办出更好的报纸，以更好地服务於公众……我希望开展一项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

　　现在的香港媒体业，因为有一些害群之马，缺乏规範，倒退回一百多年前被公众贬低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媒体人应当对警方修订“传媒代表”的定义，视为重新规範香港新闻业的一次机会，是给予兢兢业业的记者同行们的一次正名。只有这样，新闻行业才不会被害群之马所祸害，新闻业才能被人所尊重，才能恢复它的价值，而作为记者的尊严、待遇才有可能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