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张爱玲完成散文〈更衣记〉，在给《二十世纪》投稿时，附上了亲手绘製的十二幅相关的服饰髮型图。

　　其中有一些讨论。张爱玲自称是个“恋衣狂”（“Clothes-crazy”），可谓人所共知。一九四四年版的《流言》封面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柯灵算是她惊世骇俗的支持者之一。张不甘於只做一位实践家，进而要成为一位理论家。但后者的身份有关这篇文章，喜欢的说是小文大成。张爱玲於一九三九年起就学於港大，其时许地山受聘於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任教授。张确实极少提到这位老师。关於师生之谊，其文予人印象的大概除了弗朗士便是贝查。若真要附会一番，就要说到〈茉莉香片〉中那个将长衫穿出了“萧条的美”的言子夜，大约是以许为原型。

　　许地山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文化杂家，教书创作之余，谱词曲、善琵琶、精插花，对服装、古钱币等研究皆颇为精深。在中文学院期间，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并为“中英文化协会”作过题为《三百年来中国妇女服装》的讲演。一九三五年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曾分八期连载了他的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文章细述清兵入关以来至近代中国大动荡中女性服饰的沿革情况，洋洋万言，考据靡遗，论断之一便是“女人底衣服自明末以至道光咸丰年间，样式可以谓没有多大的改变。”从〈更衣记〉来看，开口“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麼时装可言！”与乃师同声共气。

　　不过，这篇文章的贡献，也不容小觑。难得是张爱玲在衣服上看出超越时代的“社会政治”：“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裏。”这句话意味深远。艺评家伯格尔（John Berger）中分析德裔摄影大师桑德尔（August Sander）在一九一三年拍摄的一幅照片，是三个身穿西服的农民在去舞会的途中场景。伯格尔指出西服穿在劳工身上和穿在商人身上的差异性。彼时西服尚未如当今普及，原为商人而设计。穿到这几个青年人身上，表面似乎建立了某种平等，恰又变相强调了阶级关係。大约就是所谓“着龙袍不像太子”，反而显出寒微来。伯格尔的结论是：西服已经发展为一种“统治阶级的制服”，同时象征着某种被定製的文化霸权标準。回到〈更衣记〉，张爱玲写道：“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繫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可谓谨规严律。写到穿裘皮，便是“‘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在我国文学典籍中，“因人製衣”的文字，可谓源远流长。如脂评对《红楼梦》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评述：“贾母是大斗篷，尊之词也；凤姐是披着斗篷，恰似掌家人也；湘云有斗篷不穿，着其异样行动也；岫烟无斗篷，叙其穷也。只一斗篷，写得前后照耀生色。”写专制家庭裏的生活，巴金与张爱玲南辕北辙，将女人更是打造得无一点风致。但服饰描绘上，却与张文有所呼应，可为补证。他写侍妾婉儿，“穿了一件玉色湖绉滚宽边的袖子短、袖口大的时新短袄，繫了一条粉红湖绉的百褶裙。”这便是张说的民初服装天真的走向，“‘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一望既知，这裏面还是男性的窥视欲在作祟，遮遮掩掩，欲拒还迎。婉儿是董乐山的小老婆，老朽眼中的时髦，是五四新派的开放上头，莫名又在坦蕩处狠狠地缝上了几针，方不为失礼。穿的人和看的人，都不觉得十分委屈。这便是民国突然之间海纳百川的好处了。

　　曾经看一档叫作“鉴宝”的节目。有这麼一集，展示了旗袍上百年的演变，真是开了眼界。不同於在《花样年华》中看张曼玉霓裳迭转的眼花缭乱，那毕竟是浮光掠影的轮廓，禁不起推敲。这回的眼界开在了实在的细节上，说起一个例子，及至晚清，传统的中国服饰，最大的特色仍然是在镶边的装饰上。所谓“镶沿”，风气原起於咸丰，盛於同治，沿领口、襟边，脚位的侧衩，由“三镶”发展至不厌其烦的“十八镶”，花边面积佔上了衣衫面积的近一半。也有刺繡织成的“片金缘”，富丽更只有皇室可享。即便是原料，传统的丝绸工序之繁複，亦令人叹为观止。云锦的织造速度，两个工人一天可织出几十公分；若是缂丝，一天只能一两寸。张爱玲便在〈更衣记〉中感叹“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閒阶级一贯的态度。唯有世上最清閒的国家裏最閒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製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因此，她便很是赞成时装“化繁为简”的作风。认为“点缀品的逐渐减去”是去芜存菁。甚至拿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紧匝在身上”的时髦来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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