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特区政府用来协助防控疫情的应用程式“安心出行”终於在本周可以下载。笔者立即下载使用，很是方便，程式不需要任何个人资料登记，两个步骤就搞定。用户可以记录出行，而程式则会向用户反馈曾经的行程中可能有病毒风险的地方。

　　笔者下载该应用程式之后，坐上一辆的士，用手机对着车牌影张相就可以快速记录车号。它的作用在於，万一这部的士有确诊个案接触过，那麼程式就会提醒你。换句话说，随着参与应用程式的场所愈来愈多，我们以后出门，或者在看到新闻说哪些地方有确诊个案之时，不必再心慌慌，到底自己有没有和确诊者接触过，可以通过“安心出行”得知。

　　不过，在如今社会高度政治化的香港，“安心出行”的推行避免不了来自反对派的攻击，有人甚至将“安心出行”视为特区政府计劃实行强制检疫的前奏，以此来杯葛这项防疫的措施。

　　事实上，这个程序和内地的健康码管理是相类似的，但和内地最大的不同是，下载“安心出行”不是强制性的，全靠人们自愿下载，商家和机构自愿参加。这势必让它的效用大打折扣，在非强制性的运作之下，“安心出行”其实也在考验香港人的公德心。但遗憾的是，笔者看不到一些标榜公民素质较高的香港人在面对一个公共衞生事件的时候，体现多大的公德心。

　　相反，就在特区政府根据疫情反弹而收紧检疫措施的时候，有些人还是出来捣乱。特区政府为了加强防疫，最近刊宪订立可要求某类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以及指明的医生可要求有病征的病人接受检测。对此，反对派的区议员范国威等，竟然表示此举是“有违人权”，批评政府“未有修补入境措施等防疫漏洞”。逻辑十分奇怪，特区政府的做法就是在修补入境的防疫漏洞，所谓违反“人权”的指控也是莫名其妙。

　　这些妖魔化特区政府防疫措施的歪理，来来回回和一个概念有关，就是“私人利益”。反对派利用香港人注重“私隐”等大众心理，反覆向公众灌输着强制检测等同侵犯“私人利益”，让社会逐渐形成一种抵抗强制检疫的固定思维和群体情绪。

　　毫不夸张地说，在疫情之下，香港传统的社会价值正在经受考验。笔者不会否认，正因为香港人都老老实实佩戴口罩，因此才让新冠病毒没有如西方国家那样传播得如此快。有些人因此说，香港人佩戴口罩是素质高。

　　但是，当幼儿园停课之后，家长们在讨论带小朋友去哪裏遊玩的时候；当限聚令被收紧之后，酒吧餐厅使用各种招数在如何接待更多客人的时候；当外遊不可能之后，市民在酒店裏面疯狂聚会的时候；当“安心出行”推出之后，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抵制的时候，我开始在怀疑是否一部分香港人还可以号称“公民素质”高？也因此，我认为，香港人佩戴口罩更多的是出於“私人利益”，因为戴口罩能够保护好自己，至於别人是否得到保护，管他呢，我该去staycation就去，行山的时候乱丢口罩又如何？我的行程又凭什麼告诉别人？

　　很悲哀，我们就在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况。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历史级公共衞生事件中，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在乎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无视“公共利益”的话，那麼，香港是否还能尽快战胜这场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