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大疆旗舰店是深圳欢乐海岸地标之一\资料图片

　　一眨眼进入十二月，二○二○年开始倒计时。香港第四波疫情再起，每日新增确诊个案双位数乃至过百例。上周三（二十五日）特首林郑月娥到立法会作了任期内第四份施政报告。因“泛民”议员已经“闹辞”，在建制派佔绝对多数的情况下，立法会殿堂终於出现了罕见一幕：好好说话，说正经话。

　　场内做到了极其难得的理性议政、良性互动，场外仍然一如既往七嘴八舌。小城格外是非多，香港社会好好说话的场景并不多见，吵吵闹闹倒是常态。有批评有反对不要紧，只要言之有理都OK，不过香港太多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谈怪论，这也是常态。那些毫无逻辑的胡喷本来不值一哂，但偏偏香港有人相信，久了习非成是，这又是常态。种种乖戾常态积累下来，成了香港社会的生态，进而影响到人的心态。

　　施政报告中有关两地合作部分，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度居首的是“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劃”，该计劃鼓励企业聘请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到湾区城市工作，政府提供工资补贴，名额二千个。具体为企业提供月薪一万八千元，其中政府补贴一万元；创科职位月薪至少二万六千元，其中政府补贴一万八千元。

　　就这样又搭钱又费力的事，依然得不到喝彩声。有人说：不应把香港年轻人送去内地作“开荒牛”，“送走人才”。某“党主席”称，不应将香港产业优势送往内地。他以大疆公司为例，说创办人汪滔在港科大毕业后到内地创业，成为世界最大的无人机企业，但完全“益不到”香港。

　　忍不住想说一说。

　　其一，内地缺人才吗？最近，一群年轻人引起众人围观：一组是文昌航天基地的年轻人，其中嫦娥五号探月任务连接器系统指挥员周承钰是一位二十四岁的贵州土家族姑娘。在文昌基地这样的年轻女生还有几位；另外一群是清华二○二○年本科特等奖学金的十五名候选人，个个优秀过人。其中一位大三男生陈逸贤，颜值才华都顶呱呱，年仅二十岁已经在所学专业“天体物理”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三篇论文，曾获全国英语演讲冠军并出征国际公众英语演讲比赛（IPSC 2019）获全球六强，还是清华艺术团合唱队队员。

　　内地高校毕业生连续六七年超七百万，二○二○届更达八百七十四万，比香港总人口还多。仅广东省去年参加就业的毕业生近五十四万人。香港呢，据团结香港基金统计，二○一七／一八年大学教资会资助学位＋副学位＋自资学位毕业生共约三万三千个，不及内地的零头。所以，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当“开荒牛”之说省省吧，况且湾区城市也并不“荒”。内地年轻人找工作都是自己拚，没有政府送钱上门来请的。二○二一年中央国家机关招录公务员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劃数之比约为六十一比一，也就是说约六十人中录取一人。至於大湾区，各地年轻人也都很嚮往，门槛并不低。当然，只要是人才，哪裏都会受到欢迎，香港年轻人的机会是一样的。

　　其二，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发展前景如何？

　　先更正一些说法：前文提到的无人机“一哥”汪滔来自内地，是杭州人，港科大毕业后到深圳创业。他的导师李泽湘教授是湖南人，海外留学后来到香港。当初汪滔去深圳创业的原因，李教授很有发言权。他指：香港的国际化教育令学生可训练科研基础和动手能力。而深圳产业链完整，硬件供应齐全。比如，设计机械人在科大要花近一个月才能完成一次换代，若在深圳加工只需一两天。这也是香港与深圳优势互补之处。

　　汪滔创业成功后，曾想哺益香港。二○一五年大疆公司在香港科学园成立研发中心，聘请本港工程师。但终未能聘得足够人才而迁回深圳，所招的也多是在港毕业的内地生。大疆不得不调整招聘职位：在香港只招聘专门店售货员，在深圳及上海则广招工程师。

　　众所周知，在香港，倍受追捧的是医、商、法三大科。自二○一二年至二○二○年共有八十名DSE状元，其中四十二名升读医科／环球医学，其余大多读商科、法律。据特区政府统计，从事创科行业者二○○七年为二点六万人，二○一七年也不过三点七万人。

　　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周国正先生曾发文痛呼“短视与偏见是香港痼疾”，看表不看裏、看己不看人、看今不看古，终日缠绕於葛藤枝蔓之间，一叶障目，虽一树而未见，更遑论整个森林了。李泽湘教授也认为“没有实力不可怕，没有远见才是最大问题”。墨守成规的“公务员思维”、重小利而轻大义的“揾快钱心态”等等，值得香港反思。

　　那天去商场转了转，昔日的豪服华裳摆满楼道，如同大卖场。但愿这不会成为香港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