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五十一分，作家刘荒田发来一篇纽约文友转帖说：“我的叔叔胡思升今晚八点二十分离开了我们……昨天，我在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这是思升的侄女发的帖。我不禁悲咽无声……

　　我与胡思升相识相交已经整整六十年。那时，我刚入《人民日报》，他则正任《人民日报》驻匈牙利记者，当时，两大阵营雄峙东西两个世界，“匈牙利事件”点燃了全球媒体，《人民日报》上几乎天天有“本报记者胡思升布达佩斯报道”。那是个批判、消解个人名利主义的时代，几乎大多数新闻报道都不署名，唯独他是例外，於是声名大振，首都新闻界几乎无人不知他是个少年得志者。此言不虚，他一九四九年毕业於华东新闻学院，之后即入《人民日报》，十八岁被派驻苏记者，“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乘坐苏军坦克入布达佩斯採访及长驻，事件平息后又派驻波兰记者多年，归国后，任国际部编辑，不少国际问题观察和述评出自他手，直到离开报社。

　　那时，《人民日报》社还设在王府井大街，我上夜班，宿舍就在离报社不远的校尉营胡同内一个有两层小楼的院子裏。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某日，我中午起床开门，正要去洗漱间，却见一男子正赤膊短裤在院中运动，后来得知，他就是新闻界少年得志者胡思升。他长我五岁，或许因为性情兴趣相投，又住在同一院中，他不计资历和地位，不多久，我们就成了相投相得的朋友，始终话题不断，谈文学，谈人生，谈爱情……特别是夏季，我们往往下了夜班，骑车直奔什刹海，趁夜深人静，游泳尽兴后再回宿舍睡觉。到了周末，又常常骑车到颐和园在昆明湖中尽兴。也不尽是玩和谈，我们还同做文学梦。

　　一九六六年初，我被调至内蒙古杭锦后旗。六月三日上午，北京站阴雨绵绵，我同父母、小妹告别后刚登上火车踏板，思升兄匆匆赶来，他安慰我说去内蒙或许是好事。此时，列车已启动，他跟着车跑了几步，急递我一张纸条说：上车再看，这就是我要说的话……车速快起来，我急忙举起手向越来越远的父母、小妹和思升挥别。我打开纸条细看时，却是他抄录的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遊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看着王勃这首情真谊长又无奈的五律，想着他刚才的神情话语，我不禁眼眶润湿、喉头堵咽……我在内蒙一待九年多，从剧团编剧到《巴彦淖尔报》编副刊，我们从来通信不断，每年回京省亲，更有“相见时难别亦难”之感。

　　辗转十三年后，我重回北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和编辑室主任，他已成《人民日报》国际部国际问题观察和评论的主笔。坚守本职工作之余，他与朋友合作，先后参与创办了《报告文学》和《海外港台文摘》两大刊物。他还身体力行，写了大量文情并茂，遍及政界、学界特别是文艺界的报告文学。有人说他所以能那麼快捷準确地採写名人并造成轰动效应，是因为他扛着一块《人民日报》的金字招牌，和他天生的风度与口才，这自然不能不算一个有利条件，但我以为，他开阔的眼界、胸襟和学养，多年记者生涯练就的敏慧和分析，採访前对採写对象的充分研究和背景材料的掌握，这才是他优於别人的魅力和优势。

　　岁月匆匆，世代变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同是因为家庭原因，相继移居美国，可惜，他在纽约，我在三藩市。虽常通电话，但大不如在北京时想见面随时可见。新世纪初的某年某月，我飞到纽约，看视久别的思升兄和其他朋友，见他仍是那样挺拔潇洒，我不禁两眼喜泪……在他位於皇后区的老年公寓裏，我们又重温了几十年来习惯的不歇长谈，之后，他又约请纽约的王鼎钧等作家朋友在一间中餐馆餐叙，新朋旧友，异国他乡，杯酒下肚，大家谈的仍是故国故人祖先文化，其情其景，畅快又淒然，没想到，这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悠悠六十年的相识相知，未能送他最后一程，怎能不让人悲怀长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