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一年的抗疫，社会对防疫工作明显出现心理上的疲态，从假期街头人头湧湧的景象就能略知一二。想不到的是，竟然有人在强制检测上弄虚作假，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说，在高危群组的检测中，有百分之三的样本没有测出含有人类基因。这意味着有人用水喉水直接冒充唾液样本。看到这一新闻，我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气愤。在当前世纪疫情之下，社会各界应当团结一致抗疫，配合当局检测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些人却弄虚作假，不顾公众利益，这种行为应当受到道德谴责，甚至受到相关法律的惩罚。

　　不过，冷静下来，我却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何这些人会选择弄虚作假呢？对此，我们需要从这个群组的特性中去寻求答案。

　　我想起有一日在住处附近的流动採样亭做检测，一位身穿餐厅制服的大姐排在我的后面。她不断问我，这个流动採样亭的检测是免费的吗？我回答，是的，免费。但她还是重複问了我好几次。直到我拿出手机，向她展示了当局的公告之后，她才放心。她说趁着午休时间来检测，希望做好检测可以回到岗位上。

　　现在回想，这位大姐属於高危群组。事实上，当局定义的高危群组，即是如的士司机、餐饮业员工、安老院舍职员等日常需要大量接触人群以及其工作场所存在较高的新冠病毒风险。这些人不只是应当做强制检测，也理应进行常规检测，以减少社区的传播风险。当仔细看待这个群组时，我们也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基层的市民。对於他们来说，疫情下依旧需要冒着风险如常工作，是因为“手停口停”，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需要与人接触，根本不可能在家办公。

　　当前，香港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六点五，特别是在十一月底之后，“保就业计劃”补助已经完结，不少企业开始进行裁员，基层打工仔面临巨大的失业风险。对於他们来说，“留家抗疫”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无法每天坐在家中处理公务，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是拿日薪结算的工资。

　　《大公报》本月二十三日的一则新闻就描述了疫情之下基层生活的窘况：有本来任职导遊的单亲爸爸失业，仅靠贴街招维生，已经两个月“无米落肚”，自己每日买特价十五元三个的麵包，分两餐充饥，把饭菜留给读小学的儿子；又有一家四口因爸爸失业逾半年“零收入”，每星期最少有两日全家要“捱杯麵、麵包”。这些失业悲歌或多或少能解释为何有百分之三的人会冒险弄虚作假，恐怕他们并非不知病毒的厉害，但他们更加恐惧的是没有工开之后要如何应付生计。

　　那些在检测上弄虚作假的人固然应受到批评，然而我们似乎也应当开始审视如何解决基层市民在配合当局抗疫的同时，还可能面临的收入减少、生活窘迫的生存问题。在我看来，这需要特区政府以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去统筹抗疫工作，唯有这样，香港社会才能齐心协力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