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张东升的报告文学《小村大道：军埔农民电商之路》。\资料图片

　　在城市爆炸性扩张的虹吸效应之下，大多数传统的中国农村一直举步维艰，甚至朝着“空心”、“断裂”的方向更快地滑落下去。一如梁鸿在《中国在梁莊》中所描画的：中国现实乡村和城市文明发生巨大的断裂，呈现出一幅破败的乡村图景：乡村秩序的裂变、沦陷的土地和那些“困在田野上的人”。

　　然而，一种新的视景正在冉冉升起：收入微薄让农民纷纷成为创业者。而这种身份转变是井喷式的。霎时间，农村出现了成百上千位创业者。而这种扎根乡土的创业，却是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联繫在一起的。例如在众多人类学家的田野报告、社会学家的著作、《我和我的家乡》等电影，以及抖音、快手上的短视频中，电商的魔力施展它的法术。这个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兴起的事物，让村民们拥抱来自外部世界海潮一般的供求信息，并把这些信息变成服装、鞋帽、皮具、电器、玩具和农产品，再通过互联网传向世界各地。

　　这是一场“正在进行时”的中国乡村变形记。处於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全球一体化、信息全覆盖的时代，让农民抓住了急速到来的机遇──搭上互联网的便车，开展电商经济。正如我们在张东升的《小村大道：军埔农民电商之路》中所看到的，乡村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旅。作者以细緻入微的观察和深入系统的思考，从军埔村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入手，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淘宝村从湧现、成长到发展壮大的全景画卷。从一个村见千万村，其他许多淘宝村彷彿都能在这裏找到它们的影子。“三农”学者魏延安曾对此评论道：“长久以来，我们始终把眼光聚焦在电商本身，我们研究产品，研究市场，研究技术，但是最最根本的东西──对人性的研究不够。即使有研究农村电商人才的，却也是从电商的角度出发，将之作为电商的核心，而非人才本身。近年来，农村社会日益受到认可，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单一的农村经济学并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在‘三农’背后隐藏着更重要的东西──乡土社会及与之关联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等。”

　　显然，这呈现出一种观念的转变。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其一九四四年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引言中曾指出：“在长远，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在短期，我们就是自己所创造观念的俘虏。”哈耶克认为，观念创造和改变历史，社会进程只能因观念的改变而改变：“我相信，从长远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儘管这些思考对眼前的事态所能产生的影响不大。”哈耶克在一九六○年出版的《自由宪章》中还特别指出：“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这一信念一直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基本内容。”休谟（David Hume）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虽说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利益的支配，但即使是利益本身乃至所有的人类事务，实际上还须受到观念或意见的完全支配。”

　　无独有偶，一九九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在二○○五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也强调人们文化信念和认知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就业与增长理论全球权威学者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在其著作《大繁荣》中也提出：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现代经济体的优势在於，它们的体制结构能够很好地推动和实现大众参与的创新。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等现代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

　　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趋势：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传统经济正在快速转型。农民不再种地了，而是在点鼠标；不再操心土地的收入能否养活老小，而是担心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如何完成。新时代的乡村告别了农业，甚至也跨越了工业，迈进了流行的互联网浪潮。并且，这一场乡村变形记是边缘革命。它不仅正在改变乡村，也必将反过来影响和改变城市，影响和改变我们对新媒体与城市建设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