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先贤祠是由教堂改建为公墓，但又不是任何人都能去的归宿。因为在大门的门楣上镌刻着一句话：“献给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仰望那些大理石上的浮雕，看不太懂，朋友告诉我那都是古希腊古典主义手法的艺术雕刻，它们象征着祖国、历史、奋鬥、不屈和自由。踏在厚重高台的石阶上，仰望那古希腊神庙似的教堂，那是法兰西伟人的公墓，肃穆之感油然而生。

　　那裏最先安顿进来的是卢梭，我初中时就读过他的《忏悔录》，那时感觉卢梭既不光明更不伟大，甚至有些卑鄙和龌龊。大一些再读卢梭的东西才懂得一些卢梭精神，卢梭理论，他的理论在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中一直勇敢地屹立着。一个敢向人民真诚地毫无保留地忏悔的人，让我由衷敬佩。如今，卢梭的雕像高高地竖立在先贤祠的门口。

　　我要去拜见伏尔泰，伏尔泰的大理石像就站在他的石棺前，彷彿还在宣传他的思想，彷彿还在辩论，彷彿还在战鬥。伏尔泰是法兰西的骄傲。他的石棺上刻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伏尔泰有多麼伟大？一七七八年为伏尔泰送葬的队伍在巴黎大街整整走了八个小时，许多外地的法国人都赶到巴黎街头自愿为伏尔泰送行，万人空巷。

　　终於找见了雨果，他和法国另一位大文豪左拉同在一个石室，一左一右，分列两侧。我初识左拉是因为他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娜娜》，而认识雨果就是因为他的《巴黎圣母院》。记得一九六○年出版的《巴黎圣母院》被传阅得又捲又残，那时候我们看这种名著跟疯了一样。卡西莫多、爱斯梅拉达甚至克洛德主教都陪我们走过很远很远的路，有的人偷偷地把《巴黎圣母院》带到兵团、部队和插队的地方。看过一遍又一遍。那年我们从插队的山西回北京过年，得知纺织部地下室放映《巴黎圣母院》。真兴奋得如同见到爱斯梅拉达。因为等片子，演得很晚，散得更晚。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手錶，望星空三星偏西，估计应该是子夜时分。不知为什麼又都爬到纺织部大楼的顶楼，坐在楼顶数星星……

　　那次巴黎之行，我们本来计劃去蒙帕纳斯公墓，因为那裏安放着一位不平凡的中国女人，艺术大师潘玉良。潘玉良一生是传奇的，也是鬱闷苦恼的。她出生於风雨如晦的清末时代，家境不幸，童年不幸，自幼被送进烟花柳巷，尝尽凌辱和苦难，成年后又苦难重重，漂泊四方，好在她才艺未被埋没，一生创作六千余幅作品，获过数十次国际大奖，当年在巴黎艺术界，潘玉良被公认为“将中西风格融为一体的一代绘画大家”。

　　遗憾是，去程时遇上巴黎的大卡车司机罢工，车过不去，下午我们就要离开，只好把在枫丹白露採集的落叶编成的一个小小花圈留给朋友，让他代表我们去潘玉良先生的墓前，献上我们对她的崇敬。

　　（“巴黎归来话公墓”之下篇，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