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刻有五四运动浮雕。\资料图片

　　五四运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军阀统治的爱国运动；不但唤起青年一代关心国事的风气，更深化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成果为军阀所夺取。他们出卖国权，争鬥不休，烽烟遍及全国，人民不满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不理国人反对，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日本得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一九一七年，段祺瑞藉口对德宣战，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驻军青岛和济南；一九一八年，北洋政府在给日本的覆文中，有“欣然同意”字样，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益，得到确认。日本不断的侵凌，引起国人激烈的反日情绪。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开会。我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并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会以中、日纠纷不属议程之列，不允讨论取消《二十一条》。至於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日本出示北洋政府“欣然同意”覆文后，和会同意由日本继承。消息传来，举国共愤，五四运动因而爆发。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举行遊行示威，高举“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旗帜，要求惩办对日交涉的官员──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遊行队伍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各使馆区时被阻，於是改道前进，转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大队在曹汝霖住宅捣乱，章宗祥刚巧在曹家，给学生打至重伤。盛怒的学生从车房找来汽油，放火烧屋。警察总监带队赶到，大部分遊行示威的人已经撤离，北大许德珩和在外面维持秩序的三十二名学生，被捕入狱。

　　五月五日，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开会，决议自即日起罢课，并通电全国，请求支持。北京各界、全国各地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处卖国贼，拒签和约。七日，北洋政府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身家作担保、七所院校校长联名保释，以及孙中山先生的呼籲下，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校长率领全校师生欢迎获释的学生回校。及后当局下令要查办北大，并要各校将被释学生送交法庭审讯；教育总长傅增湘不肯副署解散大学令，并约同各校校长一起辞职，以示抗议。

　　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北洋政府终於顺从民意，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人，并着令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对签约问题见机办理。六月二十八日，团长陆征祥同意了顾维钧的意见，拒绝签对德和约；山东问题亦遂成悬案，使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梦想无法实现，而五四运动亦告一段落。

　　这次拒签在我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我国外交走向独立自主，不再任由列强的摆布。这是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打破了清末以来无力抗争的外交局面。这更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自此以后，我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先后废除了与德、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德、奥在中国的租界，以及八国联军时期被德、奥掠去的文物。

　　至於学生在遊行示威时出现殴打、纵火等破坏行为，著名学者梁漱溟则不予认同，并加谴责。他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表示“即使是爱国急公的行为、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便可以用‘正义’的名义来行使暴力，就连犯法也可以使得。”

　　五四运动，波澜起伏，是近代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是影响近代中国最为深远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显示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不可妥协的抵抗，唤起国人的醒觉和国家统一团结。

　　五四运动时提倡思想自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北大学者乘时提倡马克思学说，在各地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深受影响，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意义重大，时至今天，仍然对我国各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正式宣布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