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天津《大公报》的第九版：上半版刊登了全国各地新闻图片六幅，如绥远中小学职教员暑训团瞻仰烈士公墓、西北考察团在热河平地泉阅兵等；下半版刊登了《本馆代收川省旱灾捐款报告》。\作者供图

　　今日是《大公报》一百一十九周年报庆纪念日。在漫漫长河中，《大公报》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泛黄的字里行间，记载了时光流转、历史变迁，记载了苦痛与欢欣、和平与硝烟。笔者平素不时翻检一些旧报纸，温故知新，常有收获启迪，“旧闻”的价值原是不亚于“新闻”的。

　　日前就看到了八十四年前《大公报》刊登的一则报告，感慨良多。这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天津《大公报》的第九版。上半版是画刊，刊登了全国各地新闻图片六幅，如绥远中小学职教员暑训团瞻仰烈士公墓、西北考察团在热河平地泉阅兵等。

　　而下半版密密麻麻刊登了《本馆代收川省旱灾捐款报告》。作为当时全国最具声望的报纸之一，《大公报》不仅以及时准确的新闻报道与犀利深刻的评论见长，同时热心慈善公益，服务社会，将其作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应有之意。

　　一九三七年，四川久旱不雨，粮食欠收，爆发严重饑荒，波及数十县，饿殍遍野。在通过新闻报道引发公众关注后，《大公报》又与相关赈灾慈善机关合作，代收捐款，并不定期公布款项明细。

　　十日的这半版报告，可谓巨细靡遗。当中既有数额较大者，如“王文治一百元”，“四川旅平同乡会，五百九十六元六角九分”。而多数人的捐款金额不甚多，但报纸均不分多寡，如实照录。如“周倩贞二分”“师景德一毛一分”“沈爱理一角”。还有人没有留下完整姓名，只记如“小高四分”“刘先生三分”“无名氏一角”“周太太五角”。

　　这里有个细节，有的捐款货币单位是“角”，有的则以口语“毛”计，更显得原汁原味，不假修饰。可以想见，这些捐款，有的可能是小学生的点心钱，有的是家庭主妇的买菜钱，有的是人力车夫、纺织工人从微薄收入中挤出来的。

　　仔细查阅，捐款者中还有不少闻人，如国会议员任祖棻、会计专家姚溥臣、音乐家熊乐忱、诗人严既澄、大学教授金午峰等。但他们名字都杂在普通捐者名单中，并没有特殊编排。所有捐助者均只有名字和金额，不记地位职务，一视同仁。不因贫富分高下，只以爱心论英雄。而爱心是无价的，他们都是《大公报》读者群中的平等一员。

　　报告之末，《大公报》还汇报了累计捐款总额、款项去向、结余等情况，如指定专门捐给受灾儿童二百七十六元，“交平津救助川灾募捐处讬金城银行汇交朱子桥先生国币一万九千七百四十六元四角二分”。朱子桥即朱庆澜，历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如今互联网发达，网络上的募捐、众筹可能分分钟就能收获不菲。然在一九三○年代，传播渠道和动员手段要简陋复杂地多。作为大众媒介、社会公器，《大公报》责无旁贷肩负起这一使命。并且以涓滴必录的责任心、透明度，主动公开地接受监督。

　　这张报纸的出版时间更不容忽视。三天前，“七七事变”爆发，日军重兵集结，平津危在旦夕。《大公报》此前已在上海另开报馆，天津报馆勉力维持。报纸版面本已稀缺非常，此时战火纷飞，出版更为不易。然对于爱心捐款，《大公报》依旧不吝版面，一分一毫都要对公众交代清楚。《大公报》因其新闻事业积累的影响力，加之遍及各地的通联、发行网络，为其从事公益事业提供了客观上的重要支撑。但所谓“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这才是报纸公信力之真正源泉所在。

　　《大公报》时任总编辑、“报界宗师”张季鸾曾说过：“报纸为人民公用之工具，凡各地疾苦，各界烦闷，皆宜勉为宣达，以期政治日新。”《大公报》不仅报道民间疾苦，更为之鼓呼；不仅为之鼓呼，更以实际行动去帮助解决疾苦。

　　因此，公益慈善成为了《大公报》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江淮流域水灾，《大公报》配发社评《救人自救，救灾救心》，掀起救灾募捐高潮。一九三八年，《大公报》搬迁到汉口，虽然自身已遭严重损失，仍倾力组建“大公剧团”，组织义演，上演国防剧《中国万岁》四天，募集国币一万四千一百一十四元九角，全部用于购买药品，交由军医署派员取走，分发各医院用于救治伤兵。而演出耗费开支三千八百五十二元一角，则全由大公报馆自行承担，未从公演收入挪用扣除一分钱。

　　想想如今，科技资讯如此发达，而某些基金会、慈善会的账目却是一塌糊涂，以种种借口敷衍塞责，甚至于假公济私。此类丑闻，时有发生，对比前辈报人，能无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