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正炽，我的故乡山东菏泽，父亲时任乡村小学校长，遭杀害。一九四八年，我十三岁时，母亲遂泪送我到村外，让我逃命江南。一个十三岁的孤儿，含泪逃向茫然无知的人生路。

　　一九四八年农历八月六日，我从故乡山东菏泽起跑，一九四九年五月间，我追随着大撤退的国民党军，爬越安徽马金岭，通过浙江枫岭关，进入福建扎营后，兵士在慌乱中，烫伤了我的双腿，在既饿且累，又无医疗的情况下，双腿肿得像冬瓜，因发炎而引起身体发烧，苍蝇在我腿上筑了巢，蛆虫盘踞在我的双腿上，再加上脚底板血泡的疼痛，显已达寸步难行的地步。

　　记得在福建省一个名叫九牧村的附近，突然听到我背后有人叫喊：“小朋友，你腿上爬满了蛆虫，双腿肿得很严重，来来来，我来救救你吧！”我回头一看，是个头戴红星军帽，身背红十字包的卫生人员。我当时害怕得想马上逃跑，但脚腿的疼痛，令我无力马上逃离。见他打开红十字包，取出两个救急包，并拉着我到附近山壁，靠近正在流动的泉水处，先将我腿上的蛆虫冲洗干净，敷了黄色药水，双腿各包扎一个厚厚的救急包之后，即匆匆赶路离去。

　　经这次包扎医疗之后，严重的烫伤虽无法立即痊愈，但已减缓了伤口的恶化，避免了蛆虫的诞生。也解除了寸步难行之苦，我已可以在逃亡的路上慢慢前进了。

　　由于在逃亡路上的烫伤，如今，在我的双腿上留下了黑一块、紫一块的疤痕，如同菏泽散文女作家黄爱菊的一篇《家是什么》专访中所说：“高秉涵站起来，挽起了裤腿，两条瘦长的腿上，青一块，紫一块，黑一块，白一块，一块接一块，一片又一片，没有一片是好地方。它们如同陈年日久的印章，有些疤痕的颜色黑白分明，有些疤痕的颜色浅淡模糊，它们如同往昔发黄时间深处蒙尘的往事，隐藏在时间背后的悠悠印记……”

　　的确，这片片疤痕，却隐藏着无尽的蒙尘往事，也隐藏着悠悠的难忘印记，每当我回首忆往时，眼中依旧泪光闪闪，内心总觉酸楚阵阵，因为我在孤儿逃命的路上，受尽了人生苦难，尝尽了世间折磨。但在惨酷的人生路上，尚仍蕴含着人性之美，所以我才奇迹似的活下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厦门随军登船抵达台湾，即流落台北街头，与野狗争食于垃圾场，嗣后应征为台北火车站童工，即借机以车站员工身份前往铁路局医院就诊未愈的双腿，经详加诊断后，院方认为已有严重感染现象，必须实施截肢手术，奈因我是车站临时童工，必须家长签字同意，始能实施截肢手术，而医生认为我既是车站临时童工，又是一个没有家长签字手术的孤儿，纵然为救童工生命而实施截肢，则双腿截肢之后，台北火车站与童工的临时僱佣关系即告解除，而这个既无家可依的孤儿，又将如何活下去！又将何去何从！医院方经再三考量之后，遂决定针对双腿感染加强医疗。

　　谢谢医生们的苦心与怜悯爱心，谢谢上苍，竟让我的双腿免予截肢，而很快地恢复正常健行了。

　　如今，回忆起我这个童年孤儿，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逃难路上，幸有这双曾爬满蛆虫的两腿，忍着苦痛和劳累，载着我的躯体，到了台湾，每看到我疤痕纍纍的双腿，都令我热泪盈眶，感叹万千。

　　现在，这双多灾多难，险遭截肢的两腿，仍在默默地陪送我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