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震惊寰宇。一场迅猛的革命风暴随即席卷全国，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封建帝制，为日暮途穷的东方古国开启前路。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回望来时路，沧海桑田，不禁感慨万千。回首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又何尝不是国人游走东西文化之间的上下求索之路？

　　在历史长河中，东方与西方彼此雾里看花。“华夷之辨”作为潜移默化的帝国基因，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中华文化优越感。直至鸦片战争以疾风骤雨之势，裹挟着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一举打破中国原有的文化生态平衡。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了天朝上国的美梦，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大门，颠覆了华夏中心的世界观。当头棒喝之下，少数先进中国知识分子不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开眼看世界”，启动了重塑世界观的近代历程。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为代表的时代先觉者，从现实出发，着书立说关注西方。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命题，以回应“器不如人”乃至“技不如人”的时代焦虑，最早发出中国人自强图存的呐喊。学习西方战舰、火器之技，及养兵、练兵之法，成为中国开明官绅应对大变局的初始方案。

　　置身“师夷制夷”的时代大潮，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应运而生。洋务运动以强大军事力量为首要目标，先后打出“自强”与“求富”口号，采取兴办民用工业，创办军事工业，筹划新型海防，建立新式军队，开设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开拓性举措，首度掀起近代化运动，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洋务思想的核心在于“中体西用”，即以中国文化为本体，以西方技术为应用，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与科技。归根结底还是在既定体制框架内小修小补，通过物质层面“形而下”的变革，以维护封建统治。

　　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失败，“中体西用”理论破产。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改良主义者日渐意识到西方的优势不止是器物与科技，更在于制度和体制。在学习先进西政的改良浪潮中，作为激进改良派的维新派脱颖而出，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发动公车上书，力主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挽救国族危亡。围绕是否变法，维新派与顽固派展开论战，开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变法维新与救亡图存成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强音，对刺激普罗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觉醒发挥不可或缺作用。维新派已然触及制度改革层面，试图以立宪制约君主权力，提倡言论自由，演变成中国首次大规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以维新变法为转捩点，向西方学习，逐渐由感性的“力”走向理性的“智”，由浅层的“用”走向深层的“体”。

　　然而，戊戌政变令百日维新戛然而止，“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训，迫使中国志士仁人的政治斗争由改良转向革命。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形成首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一九○五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基本纲领。在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折衷传统民本思想，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核的“三民主义”思想，构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大纲领。直至辛亥革命胜利，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敲响丧钟，实现制度层面的剧变。

　　辛亥革命以降，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序幕，在“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基调下，促成近现代思想的百家争鸣，实现精神层面的变革。伴随着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变奏，始于“开眼看世界”，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保国、保种、保教”到“三民主义”，再到“德先生与赛先生”，历经洋务思想、维新思想、革命思想的激荡，以及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经过物质、制度与精神三大文化层级的递进演化，中国人的世界观在古今中西、体用道器之争中终于得以重构……

　　时至今日，肩负民族复兴的梦想与夙愿，中华儿女一直在路上，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