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非裔画家Earle Richardson以正面的形象来描绘非裔劳动者，打破了西方对非裔的刻板形象。\作者供图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让我想到香港。他出生于坦桑尼亚，成年后移居英国生活。坦桑尼亚先后曾是德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殖民主义”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诺贝尔委员会称赞他的作品“以极大的同情心深入探讨殖民主义的影响”。他本人也希望这次获奖能唤起人们对殖民主义、后殖民理论的讨论。然而在香港，古尔纳的呼唤并没有引起他所期望的反响。

　　香港有些学者认为，古尔纳属于“冷门的移民作家”──这真是一个相当冷门的见解。按照古尔纳对自己的定位，以及诺贝尔委员会对他的评价，他分明属于热门的后殖民文学作家。他的作品揭露了殖民主义的残酷和虚伪，关注殖民统治对文化、语言，及思想的影响。后殖民理论明明是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怎么在香港就变成了冷门？其实，将古尔纳标签为“冷门的移民作家”，是在掩盖他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后殖民理论不是一个新的文化理论，它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早期的理论家来自殖民地或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地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被誉为“反殖先锋”的法籍非裔作家范农（Frantz Fanon）。

　　范农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黑皮肤，白面具》和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大地上的受苦者》中，描述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对当地人造成的精神创伤。殖民者为了树立殖民政权的正当性，一方面将当地人民的文化及被殖民前的历史贬低为落后及未开化，另一方面则鼓吹殖民者自己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性。在殖民者的长期“教育”下，当地人戴上了白人的面具，主动否定自己的肤色和文化，转而追捧和效仿殖民者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过，由于当地人永远也不能变成真正的白人，所以在“黑皮肤”和“白面具”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身份落差，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这种精神创伤并不会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而自动痊愈，当地人必须经过“去殖民化”的努力才能真正摆脱殖民主义的紧箍咒。这不正是香港应该关注的热点吗？

　　在其他前殖民地的地区，那里的文化界坚持不懈地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对抗殖民主义，反思殖民主义对社会、文化和个人的影响。非洲各国的文学家在这方面尤其活跃，因此许多优秀的后殖民文学作品是出自非洲作家的笔下，例如尼日利亚作家阿切贝（Chinua Achebe）的《瓦解》和索因卡（Wole Soyinka）的《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肯尼亚作家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的《一粒麦种》、南非作家库切（J. M. Coetzee）的《等待野蛮人》等等。就算香港没听说过阿切贝和提昂戈，也应该知道索因卡和库切。毕竟，索因卡和库切分别是一九八六年和二○○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索因卡获奖的三十五年后，若还分不清楚“移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那就太不好意思了吧！

　　其实，后殖民文学并非冷门，而是香港对后殖民文学冷漠。这导致一个怪象：创作后殖民文学的，往往是非文学界人士，例如建筑师方元的短篇小说《白斑马 黑斑马》（《大公报》二○一九年三月三日）。小说的题目可看作是对《黑皮肤，白面具》的致敬，故事以寓言的形式反映了范农的后殖民理论对作者的影响。

　　在这篇以后殖民文化为背景的故事中，作者为香港创造了一个有趣的形象──斑马。马戏团的演员斑马露露隐喻被殖民者，马戏团的老板查理隐喻殖民者。“露露”这个名字是查理为她取的，代替她加入马戏团之前的名字。“名字”和“身份”密不可分，一个新的名字意味着一个新的身份，忘记自己过去的名字意味着忘记自己的历史。范农认为，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第一步，就是找回被殖民之前的历史。因此，找回自己原来的名字即是找回自己的历史、找回自己原来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阿切贝和提昂戈在受到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后，都弃用自己的洋名，改用本民族的名字。

　　当马戏团突然解散时，重获自由的露露感到非常惆怅，她想跟着查理，继续在他的皮鞭下表演，但查理并没有带她走。她随后被送回自己的家乡，被那里的斑马群收留。然而，露露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认为他们是一群没受过驯化的野马，跟自己不是同类：

　　“我是白斑马，你们是黑斑马。我和你们是不同的！别以为你和我都有斑纹，就是一样的马。其实，我是有黑条纹的白马，而你们是有白条纹的黑马。我受过高等文明的驯化，不是普通的斑马！”

　　这是一种典型的被殖民者心态。在“殖民者”查理的教育下，“被殖民者”露露全盘接受查理的文化，否定自己的文化。因此，露露不能适应回归自己族群的自由生活，反而认为自己属于查理的马戏团，只想追随查理所代表的“文明”。露露的身份混淆，正是殖民统治造成的精神遗患。

　　殖民统治虽然结束了，但殖民统治的创伤还在。有些人将殖民统治浪漫化，把殖民主义的皮鞭编成蝴蝶结。有些人将殖民主义内化，仍以殖民者留下来的尺子来衡量自己民族文化的长短。我们期望香港对后殖民文学的关注能从冷门变成热门，也期望在香港看到像古尔纳、索因卡、阿切贝和提昂戈那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