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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见/古尔纳在香港的冷与热\谭 凝

2021-11-22 04:27:18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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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非裔画家Earle Richardson以正面的形象来描绘非裔劳动者,打破了西方对非裔的刻板形象。\作者供图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让我想到香港。他出生于坦桑尼亚,成年后移居英国生活。坦桑尼亚先后曾是德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殖民主义”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诺贝尔委员会称赞他的作品“以极大的同情心深入探讨殖民主义的影响”。他本人也希望这次获奖能唤起人们对殖民主义、后殖民理论的讨论。然而在香港,古尔纳的呼唤并没有引起他所期望的反响。

  香港有些学者认为,古尔纳属于“冷门的移民作家”──这真是一个相当冷门的见解。按照古尔纳对自己的定位,以及诺贝尔委员会对他的评价,他分明属于热门的后殖民文学作家。他的作品揭露了殖民主义的残酷和虚伪,关注殖民统治对文化、语言,及思想的影响。后殖民理论明明是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怎么在香港就变成了冷门?其实,将古尔纳标签为“冷门的移民作家”,是在掩盖他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后殖民理论不是一个新的文化理论,它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早期的理论家来自殖民地或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地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被誉为“反殖先锋”的法籍非裔作家范农(Frantz Fanon)。

  范农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黑皮肤,白面具》和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大地上的受苦者》中,描述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对当地人造成的精神创伤。殖民者为了树立殖民政权的正当性,一方面将当地人民的文化及被殖民前的历史贬低为落后及未开化,另一方面则鼓吹殖民者自己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性。在殖民者的长期“教育”下,当地人戴上了白人的面具,主动否定自己的肤色和文化,转而追捧和效仿殖民者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过,由于当地人永远也不能变成真正的白人,所以在“黑皮肤”和“白面具”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身份落差,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这种精神创伤并不会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而自动痊愈,当地人必须经过“去殖民化”的努力才能真正摆脱殖民主义的紧箍咒。这不正是香港应该关注的热点吗?

  在其他前殖民地的地区,那里的文化界坚持不懈地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对抗殖民主义,反思殖民主义对社会、文化和个人的影响。非洲各国的文学家在这方面尤其活跃,因此许多优秀的后殖民文学作品是出自非洲作家的笔下,例如尼日利亚作家阿切贝(Chinua Achebe)的《瓦解》和索因卡(Wole Soyinka)的《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肯尼亚作家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的《一粒麦种》、南非作家库切(J. M. Coetzee)的《等待野蛮人》等等。就算香港没听说过阿切贝和提昂戈,也应该知道索因卡和库切。毕竟,索因卡和库切分别是一九八六年和二○○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索因卡获奖的三十五年后,若还分不清楚“移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那就太不好意思了吧!

  其实,后殖民文学并非冷门,而是香港对后殖民文学冷漠。这导致一个怪象:创作后殖民文学的,往往是非文学界人士,例如建筑师方元的短篇小说《白斑马 黑斑马》(《大公报》二○一九年三月三日)。小说的题目可看作是对《黑皮肤,白面具》的致敬,故事以寓言的形式反映了范农的后殖民理论对作者的影响。

  在这篇以后殖民文化为背景的故事中,作者为香港创造了一个有趣的形象──斑马。马戏团的演员斑马露露隐喻被殖民者,马戏团的老板查理隐喻殖民者。“露露”这个名字是查理为她取的,代替她加入马戏团之前的名字。“名字”和“身份”密不可分,一个新的名字意味着一个新的身份,忘记自己过去的名字意味着忘记自己的历史。范农认为,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第一步,就是找回被殖民之前的历史。因此,找回自己原来的名字即是找回自己的历史、找回自己原来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阿切贝和提昂戈在受到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后,都弃用自己的洋名,改用本民族的名字。

  当马戏团突然解散时,重获自由的露露感到非常惆怅,她想跟着查理,继续在他的皮鞭下表演,但查理并没有带她走。她随后被送回自己的家乡,被那里的斑马群收留。然而,露露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认为他们是一群没受过驯化的野马,跟自己不是同类:

  “我是白斑马,你们是黑斑马。我和你们是不同的!别以为你和我都有斑纹,就是一样的马。其实,我是有黑条纹的白马,而你们是有白条纹的黑马。我受过高等文明的驯化,不是普通的斑马!”

  这是一种典型的被殖民者心态。在“殖民者”查理的教育下,“被殖民者”露露全盘接受查理的文化,否定自己的文化。因此,露露不能适应回归自己族群的自由生活,反而认为自己属于查理的马戏团,只想追随查理所代表的“文明”。露露的身份混淆,正是殖民统治造成的精神遗患。

  殖民统治虽然结束了,但殖民统治的创伤还在。有些人将殖民统治浪漫化,把殖民主义的皮鞭编成蝴蝶结。有些人将殖民主义内化,仍以殖民者留下来的尺子来衡量自己民族文化的长短。我们期望香港对后殖民文学的关注能从冷门变成热门,也期望在香港看到像古尔纳、索因卡、阿切贝和提昂戈那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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