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舒飞廉《阮途记》的时候，恰好邱华栋先生赠我一册他的文学评论集《小说家说小说家》，大抵因我也写小说，扉页上邱先生遂写了句“小说家创造世界”。这句我很喜欢。一个写小说的人，若他的文字可构筑一个独有的世界，其笔下人物可在现实和虚构中任意往还，那么这本书也就成了。

　　《阮途记》九篇，跨越文体，是舒飞廉“野心”的实验，重构江湖，是他华丽的冒险。

　　纵览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如何结构一个独特的“武林”，一直是一代又一代武侠作家追求的梦想。这个虚构的世界，有着与现实相关的道德准则，也有独立的“法外世界”，人物活动的空间，与现实的世界，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浪漫传奇的想像。

　　舒飞廉是湖北人，《阮途记》以洞庭湖为舞台，有君山岛，有桃花源，也有云梦泽，他以文字，欢快地唱着一曲家乡的“楚歌”。明人吴敬盛说：“江汉若带，衡荆作镇，洞庭云梦为池”大气磅礴写活了楚风。地域文化的因素，会长久地影响历代文学的素质和气质，中国文学一上路，便和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辞》即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据此，舒飞廉其实在复活其家乡的原生态文化景观。

　　楚地有天然神秘文化的因子，是由该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长期孕育的结果。舒飞廉对于家乡的风物自然谙熟于心，他曾经在《飞廉的村庄》《风土记》系列散文中，有过细致的描绘，其用笔准确，竟然增减不得。迨至小说，舒飞廉拓展了关于故乡的想像，转而成为传奇化的写作。

　　既云传奇，从语意上理解即是指对奇闻逸事的记录与叙述，而就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来看，其要旨之一则是以生动的情节来讲述动人的故事。传奇的关键在一“奇”字。

　　舒飞廉笔下的赵文韶（《续齐谐记》）、芸娘（《浮生六记》）、袁安（《后汉书．袁安传》）其来有自，甚至舒飞廉自己的名字，以及“木剑客”也出入其间，化用了若干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元素，却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想像瑰丽，别作传奇。

　　在发扬传统小说“传奇”这一特质之后，舒飞廉执拗地将写作重点落在书写人在世俗的困境上。为此，我捏了一把汗。但也让他这一系列小说，除了能见诸《九州幻想》《飞．奇幻世界》《今古传奇．奇幻版》，更能亮相于《山花》《小说界》《西湖》这样的刊物中。

　　唐人在“有意作小说”时，已经具有生活化、言情化，甚至世俗化的意蕴，及至明清戏曲传奇，乃至再后来的《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都是在“世情”上与传奇相通。是以，传奇并非不能采用“实录”笔法。而“实录”之“实”，非仅生活环境，更在人性。鲁迅也言：“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世情”与“传奇”相逢，《阮途记》丢开了世俗恩怨、江湖仇杀、快意恩仇、为国为民，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的本质以及存在意义的追求和探索。

　　《阮途记》当然来自《晋书．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王勃也在《滕王阁序》中说：“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武侠小说大幕已垂，似乎已至穷途，可发一哭，而舒飞廉却在此时，盘膝独坐洞庭湖畔，弹剑而歌，奉献出了一本绵延十载的小说集，重构“武侠世界”，别开生面，烛照前路。

　　阅读时，骤然发现“翠柳街”，不禁莞尔。二○一九年，我去《长江文艺》编辑部做客，才发现湖北文联、作协、《长江文艺》《中国楹联报》，包括《今古传奇》大楼，都在翠柳街一号。当年，舒飞廉正是在这里开始了《阮途记》系列江湖奇谈的构思和写作。不知今日的舒飞廉，拿到《阮途记》样书时，是否会想起那栋大楼和那块翠柳街一号的牌子。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