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起：汉学家史景迁、孔飞力、魏斐德的著作《追寻现代中国》《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洪业：清朝开国史》。\资料图片

　　文学家杨绛说：“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对于我们这些喝奶时就喝下中文的人来说，掌握汉语自然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但若在喝咖啡时去“喝外语”─在青、中年开始学英语，那就一定会感到“驾重就生”，难于通过读、听、说、写这一道道难关，甚至数十年后还不能写一篇像样的英语文章。而对非华人而言，汉语，这门世界上最难的语言，要去谙熟，去精通，再去研究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去着书立说，这该有多困难，若让李白给他们一句忠告，他或许会说：“此乃另一条蜀道。”

　　可历来就是有不少欧美学者走上这条“危乎高哉”的蜀道，百步九折，颠连攀缘，终于成为功成名就的汉学家，年前以八十五高龄谢世的史景迁就是典型一例。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是英国人，生于伦敦，近三十岁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来便在该校从事教学、研究、著述，写下十馀部有关中国历史的专著。他一直没有加入美籍，说是“为何要背叛莎士比亚呢？”他忠于莎翁，乃肺腑之言，可他似乎更景仰司马迁，而正是这个“史景迁”，大胆闯入方块字和文言文迷宫，然后用一生精力皓首穷经，博学通览，严谨考证浩瀚的中外档案史料，甚至不放过清朝皇帝御批的奏折，终于能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撰写中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又像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一样，用潇洒流畅的文字写下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做到他自己所要求的“历史与文学合二而一”，他因此被视为一个最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史景迁的书为英语读者描写了不少中国读者原先也不一定熟悉的历史人物。你看，与康熙一起走来了曹寅─曹雪芹的祖父，一个能写词赋诗、善谱昆曲的名臣；胡若望，一个天主教徒，去法兰西作“惶惑之旅”，不料被关进疯人院；王氏，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清初山东的一个女子，不堪生活重压而惨死；那位与徐光启亲切晤谈的则是利玛窦，一个意大利传教士，传神学，也传几何学、地理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除了不少活生生的人物，史景迁更从多方面展现中国历史的漫长历程和广阔图景。他写《大汗之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写《太平天国》，剖析这个历史评价不一的事件，并通过历史脉络来追寻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写《中国纵横》，反映他如何努力正确、公正、透彻地思考中国；写《改变中国》，介绍过去三百馀年里前来中国的西方顾问如何看待、怎样辅助这个古国，其中有天文学家、医生、翻译家和工程师；写《追寻现代中国》，既挖掘中国的过去，也阐释中国的现在。

　　他的著作大多已译成中文，也即为中国读者开启了了解自己国家的另一个视角，不论你是否赞同他的历史观点，他确实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增添认识上的深度。

　　史景迁离世消息不禁使我想起了另一些汉学家，他们也都像史景迁一样，热爱中国文化，一生潜心于汉学，孜孜矻矻，勤勉不懈，写出一本本著述，又培养出一批批新人。

　　如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一九三三至二○一六），他也生于伦敦，父母是在英国为《纽约时报》《纽约客》撰稿的作家。他先后在哈佛大学求学、执教，师从费正清，并接他的班，担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作为汉学导师，他觉得教学是给学生们提供“面包和奶油”，有幸带他们一起进入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做一名兼容东西文明的多元学者。由于栽培的学子质优量多，他被誉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学生们都记得他严厉而又诙谐的形象：坐在大书桌旁，桌上摊满了有关中国的文史资料和报刊文章，他高高卷起衣袖，随时取下夹在耳朵上的铅笔，在这些文字材料上圈圈点点。学生们也知道他是属于第一批有机会研究故宫档案史料的美国历史学家，也因此有了他的代表作《叫魂》。他的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等。

　　还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一九三七至二○○六），一个周游列国、懂多门外语的学子，最终成了最爱中文、最爱汉学的历史学家。他父亲因写畅销小说而致富，便带着家人离开纽约漫游世界，Frederic也就先后在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和西班牙接受“世界教育”。十八岁进入哈佛大学，修读欧洲历史和文学，可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却是太平天国，后去巴黎索邦大学进修，因学法属印度支那历史而打开了汉语学习之门。曾先后去台湾学中文，去大陆作研究，并娶了中国太太、翻译家梁禾，所以他的汉语说讲、翻译能力都很强。始自一九六二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了他终生事业的起点和归宿，在那里修得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后长期担任中国历史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热心于教学活动，也热衷于研究和著述，多部作品以宏观的洞察力著称，影响深远，如《讲述中国历史》、《洪业：清朝开国史》、《上海三部曲》等。

　　魏斐德，孔飞力，史景迁，三个潜心于汉学的人生，早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浓厚兴趣和诚挚感情，对汉学的深入研究和丰硕成果，真值得我们中国读者钦佩、尊崇。他们在人文上的那种宽阔视野和包容胸怀，显然可使不同制度的国家靠得更近，彼此理解得更深，从而相处得更和谐，更敦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