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第四十三期后，《盘古》的文艺思想也发生转变。一九七二年六月《盘古》第四十七期转载了毛泽东《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三十周年》，第四十八期又发表了梁宝耳的《我对〈延安文艺座谈会〉、革命样板戏及“白毛女”的一些意见和感想》等。新的指导思想，势必导致对于港台文学的重估。果然，一九七二年八月第四十九期《盘古》发表了《困兽之斗的港台文学》一文，批判港台文学。

　　在诗歌上，古苍梧的看法也有变化。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盘古》第五十七期上发表《从新民歌体看新诗发展的新方向》，将新民歌形式看作中国新诗的新方向。早期古苍梧虽然批判港台现代诗，但批判的只是他们的晦涩和猜谜现象，认为他们没有继承中国现代诗。从《困兽之斗的港台文学》一文看，作者已经在否定现代诗本身。其后，古苍梧已经完全离开现代诗，转而开始谈论新民歌体诗歌。他在《从新民歌体看新诗发展的新方向》一文中谈到：中国诗歌原就出自民间，后来被文人所垄断，新诗产生以来，二十年代末期左翼评论家就提出了新诗不能脱离群众的问题，三四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民歌体盛行，古苍梧对此评价很高。《盘古》在其后的第六十期发表了一个新民歌专辑，诗题有《秧苗插到蓝天上》《铁路修到青石山》《矿山之夜》《定叫今年超去年》等，署名有“彝族民歌”“邯郸工人”“兴隆公社刘章”“晋县袁然”等，显然都是内地民歌诗人的作品。

　　在香港本地，《盘古》注意引导香港七十年代香港青年学生的写作潮流，倡导从生活出发，创作健康明朗的作品。“风格诗页”停止以后，《盘古》上的诗歌一直没有栏目名称，到第六十九期，《盘古》出现了“盘古文艺副刊”征稿，这次征稿正面阐述本刊物的文艺主张：“我们主张文艺应从生活出发，在社会现实中开拓广阔的创作天地。凡是风格明朗，内容健康的作品，我们都欢迎。题材可以多样化，形式不必拘于一格──我们鼓励新的尝试。”“盘古文艺副刊”自一九七四年七月《盘古》第七十一期开始，其格式特别之处，确如“征稿”所说，在于他们和评论的互动。第七十一期发表了香港诗人饮江的诗《文赛撒斯广场所见》和《我从没有见过的那种花》，同时发表了林原撰写的评论《饮江的诗》。第七十二期则刊登了杨明的长诗《死在战场之外的中国兵》，同时刊登了评论刘浪的《关于“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到八十一期，评论是林海的《评曹禺戏剧节》，与作品没有直接对应关系。不过，这一期“文副编委”发表了《一个文艺运动正在展开》，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角度评论当代香港的学生文艺运动。

　　自《盘古》转向以后，“风格诗页”原来的诗人大多都退出了，“风格诗页”时期原有的诗歌同人性解体，来稿的无名诗人增加了。《盘古》的诗歌阵容完全改变了。除大量转载内地作品外，香港本地诗人大致有三种：一，原有的诗人中，只有核心人物古苍梧继续引领。他虽然论述新民歌体是现代新诗的前途，但并没有放弃自由体诗，并且认为自由体诗与新民歌就可以互补。他转变了自己的风格，发表了《钢铁巨人》（62）、《让我们好好的乾一杯─为越南的全面解放》（82）等政治抒情诗，诗风受到艾青、何达的影响。二，香港本地的思想较为激进的诗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饮江，他的诗歌充满政治热情，不过有概念化的倾向。三，香港原有的左翼诗人。在“盘古文艺副刊”开创的第七十一期，首先就刊登了何达的三首诗《每个时代》、《快乐的思想》和《诗的宣言》。何达后来常常在《盘古》露面，这意味着《盘古》在文艺观上与香港左翼文人越来越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