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曹景行著《光圈中的凤凰》。\资料图片

　　──缅怀曹景行先生

　　二○二二年二月十一日，知名媒体人曹景行先生在上海去世。我的朋友圈中不乏与他相识、相熟、相知甚至为他粉丝之人，我不在曹先生的朋友圈，与他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关注他，欣赏他，敬重他，在我眼中他是这个时代的新型媒体人。

　　一九八○年代，我初到香港，一日在北大师兄的住处见到曹景行先生。他和师兄同在一研究机构工作并住同一套宿舍，师兄说他们“是无所不谈的朋友”。那天我和曹先生匆匆一面，他温文尔雅，谈锋机敏，目光透着平和与睿智，当时想不到用“腹有诗书气自华”来形容，但我非常开心在香港见到一位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忘了怎么聊到电影，我说看过《金沙江畔》，女主角是曹雷（他姐姐）。“哦！你一定是影迷，很少人看过这部片子”，他颇感惊讶。记得我还欣赏了很多他拍摄的照片，有彩色也有黑白，他视角独特，镜头下的香港不仅五光十色，还暗香浮动，特别是那些黑白照片，似乎更能“摄”住灵魂，令我印象深刻，对当年一心探索新世界的文青很有感染力。

　　日子缓缓地过，一个转身，光阴成了故事，回眸，岁月已成风景。待我再次来到香港，他已是著名媒体人。我感到他真找对了位置，尽管年近三十岁才看上电视，在“知天命”之龄“触电”成了电视人，但是凭他的见识、学养、视野、才华、审美品味，使他在媒体人中别具一格。

　　曹先生一九七八年入读复旦大学历史系，之前在皖南山区插队十年。我在香港见到他时，已届不惑之年。他非常善于学习，喜读博览。青年时期在安徽当知青，正值最渴望读书又信息最匮乏之年代。大家互相传书，到手就翻看。就连农场发给干部的书，不管是《二十四史》，还是马列著作，抓到手就狂读。他记得“割稻、插秧、犁地，一天要幹十个小时的活儿，而且是超负荷、需要很大工作量。但当时还是坚持晚上在油灯下看书。”而立之年走进大学，结束了囫囵吞枣的“乱读”时代，开始又一轮“狂读”，只是更有系统并涉猎更广。他回忆“在大学读得非常认真，也很苦。选课很多，读得也多。当时没有人逼你，但还是自己逼着自己读了大量的英文原著，只是想多学点东西，没有一点功利目标。”毕业后在社科院做研究的几年间，依然大量阅读，这些知识储备，成为他日后在新闻事业中厚积薄发下的辉煌最重要后盾。

　　随着我个人阅读和阅历的拓展，我知道了他的父亲是曹聚仁先生，抗战时期著名文化人，最早报道四行仓库战斗，第一个报道台儿庄大捷的战地记者，还是一九五○至六○年代在两岸间搭桥之“和平密使”，令我充满敬意。在观看曹景行主持的抗战和两岸关系节目时，不仅感到时代之厚重，历史之温度，更有代际传承之况味。虽然，在曹景行三岁时，父亲离家去香港工作，后来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但是这个文化家族的基因、父亲做事之勇气、对新闻事业之执著、为人之心善无疑都传给了他。前述的北大师兄说“景行先生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心地特别善良，帮助了许多人；二是走路飞快如风，常人跟不上，他说是在安徽插队时练的本领；第三，他原本说话有些结巴，后来上电视上电台居然滔滔不绝，可见毅力非常。景行临终前一直保持新闻人本色，仙逝前四天还在朋友圈发新闻，我数了有六十二条之多，显见他躲在病床上仍战斗不已。”

　　曹景行在朋友圈中“有一个人的通讯社”之美誉，他摄取和筛选资讯之能力超强，每天“吞掉”的报纸期刊网络文章不计其数。加之谦谦君子、儒雅谦和之气质，阐述问题时声音畅朗，张弛有度，敏锐而不张狂，谈吐文雅而自然，溢出屏幕的书卷气和亲和力，确实与众不同，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洒脱，没有一定修为是“装”不来的。而撑起这个“品牌”之要素，我以为是他的家庭薰陶，文人底色、专业素养，令我为之钦佩和敬重。

　　曹景行自道“我们家全是书，家里人都看书。读书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我可以不吃饭，但不可以不看书。直到后来做新闻做评论，得感谢我从小可以翻书开始，就可以看书。”读书拓展了思维的广度，独立思考掘深了思想的厚度，训练有素的逻辑表述使条理清晰，曹景行将过去的积累，沉淀的智慧一点点释放，使他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型媒体人。

　　一直以来，我没有去找他叙旧，朋友圈有人聊起曹先生，电视节目中看到他，我多会留意，以此在心中向他致意，看着他的招牌头发从七十五度灰到满头华发，但他的目光依然平和与睿智。总觉得不用急，对的人总会聚到一起。却不知，人间忽晚，岁月已秋，与曹景行先生已后会无期！令人无比伤感和痛惜。我走进他的微博，打开一个一个视频，那里是热爱生活的曹景行，历史废墟中行走的记者，皖南林场故地重游的知青，带着我们一起关注和探索世界的读书人，温润如玉退而不休的长者。他以媒体人的素养通过文字、视频，鲜活地在人们心中活着，只是换个时空。

　　“告别的时候要用力一点。因为任何多看一眼，都有可能是最后一眼，多说一句，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句。”曹景行先生离开了，我缅怀他，一个独特的、永远的媒体人，一个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