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与大公报”栏目，得知大公报已创刊一百二十周年，经历数代人；到邮局寄信，猛然看到墙上张贴着香港邮政发行大公报创刊一百二十周年特别邮票的海报，一时感触万千，回忆的河水迅速倒流。其他方面我不敢说，如果说起与大公报的文字缘，我倒是有点资格。

　　如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算起，与大公报的文字缘分，已逾四十年。

　　一九七二年，我和妻子刚刚踏上香港这块福地，人生地疏，举目无亲，工作无着，心情彷徨；于是业余写稿，聊以自慰。我很希望以文字的突破来改变命运，花了好几年，日以继夜地拼命，陆陆续续写成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出洋前后》。一九七八年大胆写了一封自荐信，将整部书稿寄到大公报副刊，出乎意料地很快收到编辑部即将连载的回复，令我惊喜万分。这部小说连载了十个月。由于该书内容写的是华人出洋的血泪史，淡化政治，带有历史的普遍性，先后获在香港、内地和台湾出版了三种版本。

　　记得香港版当时是与香港三联书店签约，内地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还请老作家艾芜写序；台湾版前几年由金门文化局李锡隆写序后出版。这一切，如果不是先在大公报小说版连载的影响力，很难办到。一家有那么长报龄的老报纸，向一个毫无名气的陌生小作者伸出温暖的大手，给予关爱和支持，我无法不感动和感恩。这件事，从此鼓励了我在文字创作路上驰骋半个世纪，大公报可说是我漫漫文学长路上的引路人。它也让我感悟到一份历史名报对于文学开拓、新人培育的重要。

　　那之后，大公报成了我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报纸。八十年代，我在三联书店工作，书籍需要评介，我有不少评介图书的稿件就投给大公报的“读书与出版”副刊刊出；后来大公评论版约我写稿，我说不擅写政论，编辑说可以写文化评论，这文化的涵盖特别广，我生怕批评得罪人或被人对号入座，当时用了“上官泰芙”这个比较特别的笔名，引起种种猜测。在该版一写十几年，还从中选萃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出版了《香港文化浅谈》。

　　在评论版撰稿告一段落后，与大公报的缘分没有中止，我开始又在每周一次的“文学”周刊、天天见报的“大公园”副刊投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纸质报纸发生骨牌效应，许多晚报停刊，存活的，报纸上的小说版或副刊也陆陆续续消失，原有五家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副刊或周刊都陆续遭停刊，只有大公报的“文学”版坚持了下来。文学版的几位编辑一直刊用我的小小说和散文，而且不时放在显目的位置，令我受宠若惊。我很喜欢该版的编排，严肃活泼兼具，因此也常常把自己较为满意的小小说投过去。这些小小说后来也成为我参赛、结集成书的重要稿源。几任编辑认稿不认人，依然不因为我无甚大名气而计较，实在令我感动不已。

　　这样，蓦然回首，世事沧桑，我在不同版面以文字结缘大公报，不知不觉竟接近半世纪了。这几十年中，大公报馆地址，也从湾仔轩尼诗道的国华大厦搬到北角健康东街的柯达大厦，再搬到香港仔田湾海旁道的兴伟中心。记得在轩尼诗道是和新晚报同一座楼，交稿的时候，还见过新晚报老总严庆澍（名作家阮朗）。我的稿件也从原稿纸上用手书写“进化”到电脑打字、电邮发稿。

　　在大公报创刊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回顾昔日岁月如过电影，幕幕动心。那些年，我给很多报纸的副刊写稿，没有一家让我这样坚持，也许因大公报也派发到港九部分地区屋邨的关系，不少朋友常常取阅，时有打电话或发讯息来告知读到我的文章。至于好几位有文字来往的编辑，无论年岁多少，我都很钦佩尊敬。谁说编辑只是园丁，他们还是无私的文友和师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