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年轻时的黄锦星（中）与建筑事务所的同事在一起。\作者供图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我见到黄锦星的感觉。这个“远方”不是指空间和地理的距离，而是时间和记忆的长度。三十三年前，我们同在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他是我的mentor。后来我去了英国，他去了加拿大。回香港后，我们有过重逢，也有过失联。而这次见面是失而复得的重逢。他在网志上说：一个友人“久未联系，发电邮一试寻人记，但多天未见回音，以为失联失散了。”不过，缘分未尽。七月初我清理旧电邮时，发现上个月有一封来自政府的信件，已在邮箱存了两周，打开一看，方知他在“寻人”。他发信时仍是环境局局长，我打开信时他已卸任。

　　黄锦星约我见面的餐馆在旗杆屋的旁边。他记得我十年前写过一篇关于旗杆屋的建筑评论，因此选了这个地方。一件小事可见他的细心。

　　与一个做过环境局局长的友人叙旧是什么情景？我的感受是两个字：环保。他衣着朴素，戴的是可重复使用的环保口罩，手里拎着一个旧的环保布袋，出行搭乘港铁。他对自己的身体也很“环保”，身上没有一块多余的脂肪。我们这餐饭没有酒、没有肉、没留下任何“厨余”。

　　在餐桌上我们聊了两个半小时，他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因此“叙旧”的主要话题是他的《香港环境报告》。奇怪的是，我不但不觉得闷，反而听得津津有味。我对环境局的工作不甚了了，印象最深的是胶袋收费和那个眼大肚子小的吉祥物“大嘥鬼”，所以一见面我就拿这两件事打趣。然而，两个半小时之后，他让我大大改变了对香港环保的认识，让我看到香港的天变蓝了，水变清了，空气污染减少了。这些事，他不是凭嘴说一说，而是当场拿出数据、图表、航测图给我看。他那个认真劲就像在立法会回答问题。

　　前些年，香港的政坛乱象使市民无法关注环保等民生议题。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最近十年在环保方面做了许多实事、好事。黄锦星告诉我，从二○一四年到二○二二年，香港的人均碳排放量由峰值六点二吨降至四点五吨，减幅接近三成；受保护的海域面积由四千公顷扩大至六千公顷，增幅约五成；香港第一座自给自足的绿色工业园区T．Park每年能将七十二万吨污泥转化为电力，可供四千个住户使用……他骄傲地说，香港今年诞生了一个“世界第一”：世界上第一辆双层电动巴士和第一辆双层氢能巴士在香港上路，为本地公共交通未来实现零排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他还讲到香港与大湾区的合作，讲到内地城市在环保方面的进展，例如深圳的单层电动巴士普及化、上海的源头废物分类强制措施等等。事实上，内地多个城市的环保政策都走在了亚洲的前列。我既为香港的环保成绩高兴，也感到了不进则退的压力。香港没有自满的本钱，不可再错过发展的机遇。

　　过去与黄锦星在事务所一起做设计时，我便知道他是“鬼才”，所以“大嘥鬼”一出街，我就想到这可能是他的“另类创意”。这次见面时我趁机向他求证。他承认自己是“主谋”。在推出“大嘥鬼”之前，同事们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担心市民未必能接受如此另类的吉祥物。最后，他拍板去马。推出吉祥物后不久，有一次他在酒楼饮茶时，听到邻桌的一个小朋友对另一个说：“不要浪费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