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鼎盛时期，大师“扎堆”，形成多个艺术流派，最有名的当属生行的“四大须生”、旦行的“四大名旦”。后人虔诚膜拜，代代传承，流派艺术枝繁叶茂，名角辈出。但细心观察，无论这些弟子传人如何优秀，没有一个能超越其流派创始人。

　　以程砚秋创立的程派艺术为例，今已传承四五代，每一代都有翘楚，然而没有谁敢说达到了程先生的高度。当然，最不认可的是观众。成就最高的新艳秋，也只能被尊称为程派“亚祖”。用程夫人的话说，“程先生所有弟子加在一起，也不如一个私淑的新艳秋”，其他人就更没法说了。

　　难道程先生就是“天花板”了？当然不是。艺无止境，如果程先生没有英年早逝，他还将继续求索。而从时代环境、物质条件、演员素质（包括文化、嗓音等所谓“本钱”）看，后辈比前辈极其优渥，然而怎么就超越不了前辈呢？这绝非老师施教无方，或学生愚笨、用功不足那么简单。

　　今闻一则掌故，豁然开朗。上世纪三十年代，新艳秋红极一时，有戏剧评论家对她与程先生做过艺术比较。评论家认为，程砚秋的艺术就好比是“平语”（北京话，北京时称北平），刚柔并济，洒脱流畅；新艳秋之艺则是“国语”（相当于普通话），一板一眼，严谨平整。于是区别就来了：作为流派创始人，程先生可以在自己创立的艺术体系内随心所欲，无论怎样做都是标杆，故而能无拘无束，举重若轻，非常自然，就如同北京人说北京话。而新艳秋作为模仿者、追随者，她必须像描红一样，亦步亦趋地去覆製，虽几至乱真，但难免有斧凿的痕迹，气韵自然达不到程先生的高度。

　　越深奥的问题，答案越简单。描摹、覆製别人，学得越“像”，就越不好超越，因为毕竟是跟在别人后面。好比一个外地人跟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学说北京话，大多学成了“国语”（普通话），更不济者，还会带点自己的口音，显得不伦不类。当年程砚秋拜梅兰芳为师，“通天教主”王瑶卿发现，他的条件不适合学梅，就点拨他发挥特长；他的恩师罗瘿公更是告诫，一定要独辟蹊径，于是才创立了与梅师大不相同的新流派。而梅兰芳的其他弟子，清一色成了亦步亦趋的梅派传人，且都没能超越梅，哪怕有人还被赞誉为“小梅兰芳”。

　　看来无论做什么，“首创”很重要，追随他人，再优秀也只能成为某某第二。“平语”才是我们独特的“本钱”，跟在别人后面，充其量能学到“国语”的境界，而能说“国语”的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