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经历，一个家庭的变迁，也反映着香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和初婚的妻子携手走过罗湖桥，来到人生地疏的香港，那时香港经济萧条，还遭受金融风暴袭击，工作特别难找。我们租下佐敦道码头附近一栋“文”字头大厦的一间小梗房。包租婆是潮州人，胖胖的，虽然面容慈祥，但依照香港当时流行的规矩：“有孩免问，不允煮炊”。我们除了早餐，午晚餐只好都在外面餐厅吃。那时的扬州炒饭一碟港币两块八，那也不算便宜，我们到玩具厂做装配工，日薪也不过十三到十五元。房租占去三百元，两个人打工所剩就无几了。后来，经朋友介绍，我到葵涌一家印染厂做印染工，三班倒，清晨路过庙街，就常看到一些扯皮条的老鸨站在残破的唐楼下。

　　现在到庙街，经历整顿，夜街固然整齐，白天也少见这类奇景了，还在街口竖起了高大壮观的庙街唐式牌坊。

　　七十年代末，我在北角马宝道一家唐楼楼下的小小老牌出版社做“行街”，每天拎着一个○○七式公事包到港岛各大小书店推销新书，从北角乘电车，沿着英皇道、经过轩尼诗道、庄士敦道、德辅道中及西，一直到那家老牌的上海书局写字楼所在大厦。因为电车慢行，我又得与书店负责人交谈有关事宜，单是这条路线的推销，往往就得两天；现在有港铁，效率加倍。那座我工作的唐楼早就夷为平地，码头的巴士总站，也变成了漂亮的休憩花园。

　　我们住所从佐敦道搬到土瓜湾，和朋友共租一层六百呎的楼宇，我的工作也由于多次参赛获奖，助我突破困境，八十年代，我在中环找到了喜欢的编辑工作，一双儿女也在这时期陆续出生了。有八年时间每天从土瓜湾乘渡轮到中环码头，在街市附近的写字楼上班。那时中环码头岸上两边食摊林立，熙熙攘攘，后来，中环码头迁移，建成目前的复古式大码头，成为中环重要的一景。偶尔到中环走走，当年打工午餐时喜欢去大厦后巷吃鱼蛋米粉、奶茶的众多大牌档也消失了影踪，不留一点昔日旧痕。

　　八十年代末期失业两年，妻子照顾一双小儿女，我呢，人弃我时勿自弃，恰遇纸质报业的黄金时期，我到处写稿，至少每天写五个文体不同的报纸固定专栏，领取数额不少的稿酬，维持一家的生活，渡过难关。我们的居屋也从土瓜湾搬到红磡旧码头附近，楼下就是维港。后来那块土地填海建楼宇，旧码头搬迁到现在的黄埔花园海滨花园红磡段，我们与码头似乎有缘，也再度搬家，那是二○○四年的事了，一直到现在。屋子约一百平米，不大，窗外是无敌海景，也算不容易了。

　　九十年代，虽然媒体因为网络、电脑和手机的出现令社会和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但香港地铁陆续通车了，也带动香港经济的飞越。我们因为凭天时、地利与人和之助，在“有人辞官归故里”的时候，居然敢于“有人连夜赶科场”，但赶的不是科场，是文化出版的场。小小公司几个人在十几年的打拼期间，流汗劳累，几乎走遍港九新界的中小学，一间间卖书，甚至“远征”到离岛。一晃就是三十年，许多同业结业了，我们货仓也从大的搬迁到小的。香港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写稿的纸质报纸少了，微信成了人们生活的主要通讯工具之一，网络替代了不少纸质报刊。

　　母亲在我初到香港和失业时期，曾经鼓励我“大丈夫何患无职”。“东家不打打西家”在这几十年一直鼓励我。虽然她去世很多年了，在我失落时，这位只有小四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抓住我这老儿子手时发出的鼓励会一直回响在耳畔。这和香港那种充满泪笑的狮子山拚搏精神是一致的，而我们一家走过的半世纪征程，实在也和香港的变化、无数家家户户的进步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