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酒的真名叫Bob，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年轻人，住在西贡，居港十二年。米酒是我送给他的花名儿，他太高了，一米九，我于是戏谑地叫他“米酒”，这花名儿后来很快就在我们俩建立起来的朋友圈中传扬开来，叫得“家喻户晓”。他也极为喜之爱之，还常常顾盼神飞地说：“我喜欢喝中国米酒，喜欢中国，喜欢香港。”

　　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花名儿“烧鹅”，容我后面细表。

　　和米酒的邂逅是四年前的事了。

　　某个礼拜一，我出了西营盘地铁口，走到那段长长的石阶上，下面走来一个年轻老外，经过我身边时突然停下来，询问一家法国酒吧的位置。记忆中我是知道那家酒吧的，指指身后的那条街，告诉他路口左转，酒吧就在转弯后的第一条街上。他连番道谢，大步走过我身边。突然间，我细细回味了一下，好像酒吧在转弯后的第二条街，瞬间惭愧，掉转头几步追上他，告诉他正确位置，然后我继续走那段石阶路。很快后面传来跑步的声音，回头，他站到我面前，怎么突然感觉他好高？我要费劲地仰望。

　　他面红红地说：“我……我……我可以有你的电话吗？”如何拒绝一个这么羞涩的大男孩？我觉得自己露出一个慈母般的微笑，说出我的号码。很快我就忘记了这件事。一周之后，他在WhatsApp上面发来短讯，说要请我吃饭，一定不可以拒绝，于是约好他来我住的花园接我。某个下午他来了，我站在他的车边，他拉开门下车，笔直站在我面前。我立马傻了，忍不住问：“你到底有多高？两米吗？”他立刻脸红，飞快地说：“不高，一米九。”

　　一上车我就说：“我叫你米酒好吗？”然后解释米酒是什么，他哈哈大笑了。这一下子让车内极度紧张不自然的空气瞬间流出窗外。

　　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Bob，家中没有兄弟姐妹，母亲几年前因病离开，父亲一个人在欧洲生活得自在快乐。他是一个经济分析师，为一家环球贸易公司工作，跟欧洲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昼伏夜出。我们俩这方面几乎一致，因为我也从事夜班工作。他喜欢没事喝几杯，这方面我们俩也一致。这两个共同点让我俩瞬间欢天喜地。他还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喜欢安静，喜欢独处，香港本地朋友几乎为零，除了不得不接触的同事，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欧洲朋友。

　　大家彼此介绍了一下，感觉很快熟络起来。我问他要带我去哪里？因为三个小时之后我就要上班了。他竟然说：“信任我就跟着我。”我忍不住大笑，想不到这个如此害羞拘谨的年轻人，还能说出这么有趣有哲理的话。

　　实在想不到，他竟然带我来到了青山公路的深井陈记烧鹅。他说，烧鹅是他的挚爱，他常常一个人来买半只烧鹅外卖，再来一碟青菜。我乐了，北京的烤鸭和香港的烧鹅正是我的挚爱。我和Bob的第一餐就在深井的陈记烧鹅吃，例牌一份烧鹅，新鲜出炉的烧鹅皮脆肉嫩多汁，让我思念起北京烤鸭。我还特别为他点了一个椒盐九肚鱼和豉椒炒鹅肠，这是他从来没吃过的，吃得他赞不绝口，停不下来。在以后疫情如影随形的日子，每次我们见面，一定会买一份烧鹅饭外卖，他太爱吃香港的烧鹅，以至于我一次次调侃他：“看看你啊，多么像一只大烧鹅啊！”他每次都只是笑，重复来去都是那一句：因为烧鹅，所以我才爱上了香港吧。

　　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约好只吃饭喝酒看风景，不谈私人感情，不谈风月，不涉及个人私隐。米酒像个大男孩，善良诚实直率，过马路时一定让我走在里面，见到路上有宠物的便便，一定帮忙收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去商场，他会撑着门一定等前后的人都进去了才最后一个进去，他总是说香港这里多么美，那里多么好……

　　米酒有一架巨型摩托车，他特别喜欢骑着摩托车，带我去大帽山顶看夕阳，看远处的深圳。疫情爆发前，他经常被派到广州和深圳工作，他说他喜欢中国文化，喜欢中国食物，喜欢中国人。疫情自二○一九年底以来一直持续，改变了全世界人的生活，米酒说他的许多来自欧美的同事朋友都离开了香港。我问他：“为什么你不离开？”他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真爱香港，一天也舍不得离开。”

　　昨天，米酒发来短讯问我一个问题：“你来自北京，那么，你是喜欢北京，还是更喜欢香港？”我回答：“我喜欢北京，也喜欢香港。我爱北京，也爱香港。”他回复：“我也爱香港，越来越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