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艺术与历史元素兼备的元末徐寿辉政府“统军元帅府印”拓本。\作者供图

　　文物指过去遗留下来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实物，古代艺术品若具历史研究价值皆为文物。

　　文物具研究（历史）价值、艺术（创意美感）价值及文化政治（民族源流）价值。文物离不开社群，社群亦离不开文物的联系和记忆作用。

　　宋徽宗本人是艺术家，其瘦金体书法留名于世，所推动编制的《宣和殿博古图》将所藏的古代礼器摹拓记录下来，具文物的价值。金石学的研究也由此大盛，这种行为乃对文物的保护而非收藏；苏东坡的朋友时任湖州太守的孙觉，将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的古代碑刻集中一起，建一亭藏之，称之为“墨妙亭”，苏东坡曾为其作《墨妙亭记》和《墨妙亭诗》；孙觉也请人拓碑，拓本分赠友人，作为艺术欣赏、学术研究的传承模式。

　　自宋朝以来，怀古风气盛行，对上古物收藏及辨识，成为当时士人文化生活的主流，收藏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流散的商周战汉的金、石为材的艺术品得以汇集，成为金石文化，艺术品上的铭文构成历史的印记，更为珍贵。

　　现今所见带有铭文以青铜器最多，有研究指“于商代盘庚迁殷”以后，这些器物多记作器者之名或庙号；以纪事为铭的在周代较多，如“大、小盂鼎”分别有近三百及四百字之多，冠军是目前存世的“毛公鼎”，“毛公鼎”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诰命之辞，有形容为保留在铜器的《尚书》。对于这些铭文直陈其事方式，一般不如其他形式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丰富，但它呈现当时生活情况，是我们五千年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实在不容忽视的。

　　春秋战国及以后不少器物刻上物主的名字，如“越王勾践用剑”，及器物用料的斤两重量，亦有以墨漆书写在竹简或木牍上文字篇章，皆有与当时社会生活的联系。

　　另有一些器物铭文是当年一种标准的示范，这就是秦代确立重量单位的度量衡，目前可见有不同的器物上有这种示范，包括金属为质的秤锤形态的“秦权”、斗斛形的“秦量”、簸箕形的“秦一升量”、诏版形式的“秦诏版”、以陶为质的“秦陶量”以及以玉为“诏版”及良渚玉器改製刻有铭文的玉琮等。这些度量衡均铭刻篆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大部分有此铭文的器物皆具划一的重量、或容量、或尺度。

　　秦二世有诏文指“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在陕西、山西、江苏、辽宁、河北、甘肃等地有发现“秦权”，上刻有其度量衡诏文，有的还加了秦二世的诏文，确定为秦政府的标准量器，改变战国时期各国自行订立的量准，使长度、容积及重量都有了划一的标准。这些带有刻辞等器物，就包涵历史的铭记，不单是古代艺术品，而更具文化研究的价值。

　　铜、玉印章是战国汉代的另类文物，印章压印封泥以作识别，是当时的功能。印章文字布局及印钮造型，具文化艺术及史俗面貌。

　　亦有反映当时政治活动的文物。一九七九年在湖北通城县四庄乡窟藏出土的一方铜印，印体为圆形，圆面上刻方框，外圆内方，间以如意云纹饰，印文刻在框内雕“统军元帅府印”，专家确认为元末起义军领袖徐寿辉政权的印信，是一方具历史元素的政治信物。

　　徐寿辉在元朝至正十九年自立为宋王，后被下属陈友谅诱骗杀害，陈之后自号汉王但结果被朱元璋打败，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开启了大明一朝。这枚印章以九叠文入印，其设计艺术性高，因每字笔画不一，需繁复盘叠变化，这件印信，是艺术品也是文物，是元末明初的一段历史的物证。

　　十八世纪清末期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掠夺大量的古代艺术品，亦有经一些文物贩子之手，卖往境外，令不少传世名器流失散佚，这些古代艺术品多沦为私产、或变成陈列品于欧美各地的博物馆中，令国人惋惜、愤怒。目前有些博物馆更形容其收藏各朝代的、各种类珍稀古艺术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言不惭。古代艺术品是人类的遗产，值得与世人分享，但特具我国历史文化意义的奇珍艺术品理应回归国人手中。

　　香港收藏家社团“敏求精社”前会长五年前在海外买了一件刻上度量衡的“秦权”，高兴莫名地与友人分享，正如苏东坡的《墨妙亭诗》所言“胜事传说夸友朋”。这件文物价值超越一些珍稀的古代艺术品，是一件具研究价值及纪念的器物，具历史联系意义，珍同拱壁，是收藏者引以为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