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丁衍庸画作《荷花鸳鸯》。\资料图片

　　二○一九年一月，时至寒冬。

　　纽约非常冷，完全可以用滴水成冰来形容。尽管我出发前买了最长最厚实的羽绒服，尽管我长期生活在北京见惯了寒冬，可纽约的寒冷还是让我觉得难以忍受。

　　我那时还不很清楚，我身体感受到的这种自然界的冷，其实也是两国政治气候的一个预兆。

　　在曼哈顿上城西五十六街上，我嘴里哈着白气，看了一眼两三百米外的特朗普大厦，扭头进了三十九号的电梯，上楼走进了闻名纽约的“世阳堂”画廊。

　　画廊的地上摆满了中国好几个朝代的石雕，墙上挂满了中国画作，其中有八大山人、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的作品。

　　画廊的创办者林缉光先生先热情地给我介绍那些挂在墙上的画作，然后为我俩各沏了一杯茶，开始坐在桌后慢声细语地介绍他的画廊和他自己：

　　在咱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成长发展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留下了不可计数的物品。这些物品是灿烂的中华文明存在的宝贵证据，是我们研究前人物质和精神生活境况及文明水平的基本依据。可惜的是，由于战乱、动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破坏，各个历史时期的绝大多数物品都已经毁损，侥幸留下来的物品，被我们称作历史文物，成为先人传给我们后人的宝贝。更遗憾的是，这批数量不多的历史文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并不全存在于当今中国的土地上，而是流散在世界各地。这样，寻找并保护这些文物，就成为世界上每个华人的一份责任。我，作为祖籍广东的一个华人，也想为此做出一份努力，于是就创办了这个画廊。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我生在香港仔的林家。远在加拿大开银矿的祖父林华顺，这个一九二一年出国学开矿、企望实业救国的广东新会男人，获悉后非常高兴，特意给我这个长孙起名为缉光，希望这个孙子能够给家庭缉来光芒，以光耀门庭，光宗耀祖。但远在海外的爷爷没有想到，此时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已开始大规模地向华南进攻，香港正成为日军攻占的又一个目标。当我七个月大的时候，日军的炮声已在香港炸响。我父亲林子还和母亲赵玉棠，不得不抱着我，拉上我的奶奶许执番，踏上了逃难之路。

　　这是一场不知道终点的逃亡，我们一行先是逃到澳门，但没过多久，澳门的战事也开始吃紧，一家人不得不接着逃往内地，逃往我们的老家广东新会县。就在逃回新会老家的路上，我的父亲林子还，突然得了盲肠炎，肚子疼得厉害。这种寻常的疾病，要在和平年代，治好是很轻易的事情，但在战乱的时候，哪里找得到医生？奶奶许执翻生生看着她的儿子疼死在自己的怀里，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的妈妈赵玉棠，只能一只手抱着我，一只手抓住我父亲的胳臂发出淒厉的哭声。

　　七个月大的我，哪里懂得这世事的遽然变化？哪里知道失去父亲意味着什么？我只是惊奇地看着大人们在老家的祖屋里操办丧礼，在父亲出丧时，我居然在笑，有些大人因此骂我不孝，姑姑见状，想让我哭，便过来捏我的腿，我以为姑姑在逗我玩，一边用脚去踢她，一边笑得越发厉害。大约是上天见我可怜，便破例地让七个月大的我留下一点关于丧礼的记忆：身穿白衣服爸爸躺在那里，头前有一盏油灯，脚旁有一盏油灯。成年之后，每每想起这事，心里就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充满仇恨，如果没有他们对中国的入侵，我父亲决不会那么早就死去。

　　一年多以后，两岁的我跟着大人们一起去为父亲迁坟，想把父亲的棺材放在木棉树下面。照说被大人抱着去的我不可能对此事留下记忆，但我记得很清：大人们打开棺材之后，去拣父亲的骨殖，而父亲大腿上的肌肉还在，于是大人们便点火去烧。我当时站在墓地旁边，直想哭。大人们对我的这种记忆能力很是吃惊，认为我一个两岁的孩子，不可能记住这些事情。但这些记忆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对此一现象的解释只能有两个：其一，我的记忆力有点超常；其二，上帝的特许。

　　失去父亲的我在广东新会老家长到六岁。陪着我成长的只有我的母亲和奶奶。爷爷远在加拿大，因为战时的邮路不通，故他并不知道自己长子的死讯，待他知道这一家庭重大变故时，我已在广州读小学了。

　　在广州读了两年小学之后，我随奶奶和母亲又回到了抗战前生活过的香港。就在这儿，我遇见了此生对我影响最大也是重要的贵人丁衍庸。

　　丁衍庸，字叔旦，号肖虎、丁虎，原籍广东茂名县。曾考入日本川端画学校，东京美术学校，在日本学成后到香港发展绘画事业，擅长西画、中国画和书法。他在西画上对野兽派大师马蒂斯有研究师承，人体素描线条简练，色彩绚艳，有“东方马蒂斯”之称。在中国画上对花鸟、山水、人物都有很深的感悟和优美的创造，其花鸟画撷取朱耷、徐渭、金农的特点，自成一格；山水画笔触大胆豪放，意境深远，留白巧妙；人物画也情趣昂然。他此时在香港的艺术界和收藏界已是一位名人。巧的是，他的太太只为他生下了三个女儿，这就使他对男孩特别喜欢。一日，他在逛一家古董店时，无意中看到了放学后在古董店门口玩耍的我，大约是我的清秀长相和身上的那股机灵劲打动了他的心，使得他主动走到我的身边摸摸我的头问：小同学，你愿不愿学画画？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去学。我当时一愣，有些发呆地看着这个陌生的朝我露着笑意的大人，可能是从对方的眼里看出了真诚的善意，加上我平时就对绘画有着兴趣，我于是就大胆地点了点头答：好的，谢谢你！

　　从此，丁衍庸收下了我这个弟子，我遇到了我此生的伯乐。

　　这一年，我八岁。

　　八岁的我自此开始在课余时间跟着丁衍庸学画。丁衍庸除绘画之外，还喜欢收藏，经常在閒暇时逛香港的古董店，逢了这时，我便也跟在老师身后，在古董店里进出。我对于收藏的爱好，就这样被老师一点一点地培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