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养蛐蛐扇形青花瓷器“过龙”。下图：养蛐蛐青花瓷器盖底年铭。\作者供图

　　千百年来，传统民俗有一种活动称为雅玩，从字面看似是生活无忧者高雅的玩意，属普罗民众乐趣活动之一，“雅”只是文人形容这玩意的特别而已。

　　时下流行养宠物，古时亦有畜养及玩赏鸣虫的行为，可归纳于雅玩的范围内。

　　《诗经》，是我国最早有关诗歌的文献，相传是汉武帝下旨搜罗编成诗集。因战乱而流散在香港的一批战国竹简，后经赵姓清华大学校友收购送往母校作研究，从而称为《清华简》，其中一篇叙述周武王战胜黎国后，宴请群臣，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即席赋一首《七月》诗，这首诗是最早有关鸣虫的诗，提及蟋蟀的习性：“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蟋蟀又称“促织”，蟋蟀（尤指雄虫）在求偶时发出清脆鸣声，有称唐代宫人把牠装在枕边竹笼内，欣赏其鸣奏；其实这种鸣虫有好勇斗狠的习性，两虫相遇或有撕咬，有称“若生得大，更会鬥”。宋史记载指南宋王朝末年，丞相贾似道有“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的癖好。

　　王世襄，是文史学者又是“京城第一玩家”，“玩家”是指他对民俗活动涉猎极其广而乐在其中。出身官宦世家的他，已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代表、故宫博物院文物馆陈列部主任，及后任国家文物局的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他一生博雅，可用“达观、博学、厚道”作注脚。

　　王世襄写了一篇《秋虫六忆》，叙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玩蟋蟀的情况及个人经历；北京地道话蟋蟀为“蛐蛐”，他不少忘年朋友是蛐蛐老养家，亦师亦友，他这篇文章，不仅是写细微的秋虫，也带出北京风俗民情的缩影；这《六忆》一是忆捉、二是忆买、三是忆养、四是忆鬥、五是忆器及六是忆友。他指出立秋前后，蟋蟀会特别壮硕，就是捉的日子，会带上铜丝罩子、蒙着布的席篓、芭蕉叶等以京片子话“逮蛐蛐的”了；对公子哥儿来说，逮蛐蛐是很累的，也不易逮到好的，花钱向一些仅大两三岁的“专业”卖家，他们只会在罐布掀起来开一条缝给挑选，言明两或三枚铜板一只，买到长胜将军就向朋友称自己逮的；买回来的放在有盖圆罐内，称为养罐（盆），罐子需用雨水清洗。“接雨水”成为养不养蛐蛐的暗语，北京自来水为了消毒，放了漂白粉药剂，对蛐蛐有害，此外要按习性，为蛐蛐提供干湿环境，罐子保持湿润及放进一件干燥称为“过龙”的串儿，供蛐蛐选择适宜存身之地；蛐蛐相斗之前，需经对称相等才鬥，“称”是一长方形匣子，有象牙制成之戥子杆，杆刻上分、厘、毫，杆上挂着砣，鬥蛐蛐分不同等级，需五、六人合作照料才成；养罐与鬥罐相若，在造型与容量无差别，只在于材料不同，鬥罐用瓷而养罐用陶，配有过龙，是供蛐蛐存身的扇形有盖合子；王世襄儿时朋友多有养蛐蛐，亦有长辈传授虫经，儿时被父母责骂玩物丧志，会请同好长辈、父母的至交来说情，这种玩意打破年龄差异的隔膜。王世襄对放鸽、熬鹰、养虫、火绘葫芦、竹刻、刻器、古琴及古家具等皆专长，虽然有称他为纨绔弟子，但他对历史文物的学识见解非凡，他这篇文章，更成为研究前人养蛐蛐的主要资料。

　　《六忆》之三忆养提及的“过龙”呈椭圆扇状，两端有方洞，面有盖，上有钮方便提起，是养蛐蛐用具的一部分，“过龙”两边的方孔便利蛐蛐经两孔串来串去，称之为“串儿”也是这原由，笼盖则严贴器腔，以防蛐蛐鬚夹于缝中断损。

　　如宋史所示，鬥虫在当朝甚为流行，从欣赏其悦耳鸣叫而开始饲养，进而出现鬥虫之风，而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促织》描写宋代两百年后的明代宣德帝更“酷好促织之戏”。明清笔记亦有提及宣德官窰虫罐的纪录，而在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宣德虫罐残器多达十多件，多为绘上五爪螭龙的御用器物，亦有瓜果、松竹梅及海兽的纹样，虫罐三盖与器底都有“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其字体与当朝书法家沈度的墨迹相同，明代学者焦竑有称：“（沈）度书独为上所爱，凡玉册、金简，用之宗庙、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贞石、传与后世，一切大制作命（沈）度书之。”虽然虫罐不属大制作，但基于宣宗的偏好，由御厂工匠临摹上瓷之可能性极高。

　　这件青花瓷器过龙，周边及笼盖绘花果纹饰，盖底上单行横向写上“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是文献中所说的“宣德串”存世的实物，器物虽少，纹饰臻妙。

　　养秋虫，有欣赏其鸣声，享受清音，亦有用以互相比拼，所以亦有称为养鸣虫，是官宦文人、普罗民众的乐趣活动。这件写上年铭的青花过龙，养蛐蛐活动在明代已有完整的器皿配套，是流行了历代多年雅玩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