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大公报》创刊一百二十周年，其实在天津《大公报》诞生的同年，即清朝光绪二十八年，还有一份同样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的综合性半月刊杂志问世，那便是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多位革命先躯均表示过自己是受《新民丛报》的启发，继而作出不懈奋斗，书写中国的新历史。而《新民丛报》的创办人和主笔就是享负盛名的国学大师梁启超。适逢今年乃梁氏诞辰一百五十周年，重温这位言论界骄子在清末民初叱咤风云的事迹对我辈修身治学大有裨益。

　　甲午战争后，忧国忧民的梁启超筹划公车上书，投入维新运动，组强学会，办《时务报》，任教时务学堂，参与营建京师大学堂，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化，这都是其在政治上的贡献。

　　文学是梁启超的强项，他曾宣扬“诗界革命”，发明新民体（也叫新文体或报章体），开白话文运动先河，并创作了众多掷地有声的作品，例如：《最苦与最乐》《说希望》《少年中国说》《敬业与乐业》《呵旁观者文》……全部都振聋发聩。

　　梁氏又带来新史学，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大力抨击旧史学的“四弊二病”，直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

　　梁启超开风气之先，一九○二年推出了震古铄今的《新民说》——“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另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等等，用常带情感的笔锋，启蒙同胞思想，唤醒国民的爱国心。

　　梁氏更是一名教育家，长期春风化雨，从长沙时务学堂到北京清华园，桃李满门，栽培了张君劢、张东荪、徐志摩、蔡锷、蒋伯器、范源濂等英杰。

　　梁启超出类拔萃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在欣赏他的大学问之余，也应仿效其高尚品德。一九一五年九月袁世凯推行帝制，特派心腹夏寿田带着二十万元赴天津贿赂梁氏，望能以重金换取梁承诺不发表“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但梁斩钉截铁地拒绝袁的收买，旋即把《异哉》公告天下。

　　一九二七年三月，康有为七十大寿，师徒俩虽因宣统复辟一事而划清界线，不过梁氏谨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始终顾念师恩，将一些抬举康老师的寿联与寿文送给对方。

　　梁氏晚年虽被协和医院的医生割错肾脏，但为免国民对西医和科学失去信心，遂决定低调处理，不向院方追究医疗责任。

　　梁启超超前启后，才德兼备，可谓中国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