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珍姐就在里头。”头上包着巾的珍姐就在打纱机器前，侧着头瞧我们几眼，大眼睛示意小孩子快点离开。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纺纱机器运作的情景。纺纱机器原来那么巨型，吊钩跟凹槽扣子之间的纱线，远看如瀑布横向飞动。厂房设在地下，几台重型机器，轰轰嘈嘈，高分贝持续不断，响声震耳。那次我们在深水埗路边走过，知道珍姐在打纱，幼稚地只想探探班，也不考虑到厂房重地不便参观。虽然举动很不懂事，然而门边张望，却窥见香港制衣业鼎盛年代的一抹光华。

　　珍姐是我家麻雀局常客，每周总来两三趟，来时总是急急忙忙。在职妇女放工后又有一番忙碌，买菜、烧饭、洗碗……够辛苦了，偏偏随即赶来赴麻雀之约。从黄竹街尾来汝州街，一段路不长不短，再登上六楼，真折腾，怎么能够不迟到，又不露疲态，麻雀瘾力量居然那么大。

　　她已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年纪比同屋所有师奶都年轻一些，所以没称她为林师奶而称珍姐。她个子特别小，雀友背后叫“矮仔珍”；她丈夫长得相当高，又说“电灯柱挂老鼠箱”，言语有欠忠厚，反映出雀局中人的文化水平与社交心态。

　　个子那么小，难得精力旺盛，小皮球一样弹弹跳跳。她嗓门洪亮，一说话就劈啦巴拉，爽快清楚，常常说到忘形就不自觉加上动作，内容一泻直下，感情率直无遗。我这个小学生，只懂得欣赏学校里穿长衫温声细气的先生，凶巴巴的先生一律大声，故而很怕嗓音大的，没想到那一幕令我对珍姐的观感改变了。原来她做了银会，会头逃之夭夭，一笔辛苦攒来的钱，“不是冤枉来，竟然冤枉去！”说到会头竟是自己契娘，道：“唉，以后左手也信不过右手了！”两掌摊开，莫可奈何，万分懊悔，言语里无一字诅咒。连自己亲近信任的人也来骗财，她得到教训，有了感悟，这个真不容易。她低起头，察觉衬衫上黏了一二缕纱线线头，便用拇指与食指拈起。其实她头发、襟前、裤管常黏着如絮的线头，留下了职业的痕迹。过去打多少纱线才打到积蓄，将来又打多少才重新积聚？

　　可是雀局不容等待，谁耐烦听你细说，麻雀从白铁箱倒出来了，但见珍姐苦笑一下，便坐到麻雀枱，双手交叉把麻雀推得均匀，接着大眼睛全神贯注在眼前十三只麻雀，以及上下家对家的出牌了。雀友吆三喝四，牌起牌落，暂可忘忧。

　　同屋孩子称赞珍姐煮面特别好吃，有个礼拜天下午我居然大胆请她煮给我尝尝，她朗声答应。嗒嗒扭开石油气，水滚落麵，长筷子拨弄，把麵抽高再入水，倒入碗，瓦钵里剔点猪油，加生抽熟油，捞几捞，香气喷喷的递给我。猪油溶解了，面条润泽有光，油香四溢，我连忙道谢，她只说：“趁热吃。”

　　好几年后，珍姐忽然消失了似的，跟珍姐最熟的师奶吐出真相：“林生有事！”指指头颅，“珍姐连工也辞了，二十四小时照顾，准时给林生吃药，外出也寸步不离跟着，怕他错蕩走失了。唉，真是好老婆，难为她。”林先生甚少来打牌，他长相敦厚，沉默寡言，看来不似受了重大打击，怎么会精神有问题呢？有什么异常表现呢？难道是遗传？政府诊所一定会转介精神科，按时服药起码可控制病情，不过，这种病最令人揪心。

　　师奶、母亲与我去探望，他们住在大埔道与黄竹街交界，大埔道车马喧闹，黄竹街尽头翠峦横亙，鸟鸣上下，闹市中难得怡人风景，最合静养了。房间里丁字型放了两张碌架床，夫妻跟四个孩子也够住，凭窗斜望，山色如黛，透着宁静之美。林先生依旧安安静静，算不上呆滞，珍姐声音支撑了大局。夫妻俩一高一矮，一动一静，性情互补无间。寻常夫妻，焦虑困厄中，恩情更似纱线，绵密柔韧。

　　林先生痊愈后，珍姐转型做陪月，事实上纺纱厂已经绝迹了。又几年我家抽了居屋，离开了汝州街那唐楼，昔日来往的麻雀友不知不觉中疏淡了。后来听闻珍姐患了癌症，疗养中人更消瘦，再后来知道她在不至于太受折磨下去世了，可惜只有五十多。她走起路来弹跳力强，说起话来响亮清脆，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什么都全情投入，生命力本是很强的，竟尔不享高寿。

　　日前路过大埔道与黄竹街接壤处，见青山依旧碧绿，翠色甚至比当年更浓，伫立良久不忍去。珍姐手脚麻利地给我煮猪油捞面，汝州街那厨房满布油烟，却香气弥漫。人生相遇有其特定框框，正因环境湫隘，贫贱之交的况味油然而生，越久越陈。

　　逝者如斯，香江岁月，纺纱声里，人事渺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