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神人兽面纹饰玉管。右图：良渚文化鸡骨白玉项串饰。/作者供图

　　浙江省杭州湾的一个小镇─良渚，因其古代遗迹及出土丰富文物成为我国远古的一个文化称号：良渚文化。这个太湖周边的新石器时代地区，有着大型人类活动建筑基址及鲜明独特的文化特征，出土具礼仪用玉、精细玉雕及饰物，反映生活、信仰及风俗各方面现象，被誉为上古文明的代表。

　　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自一九三六年发掘以来，到二○○五年经过百次的考古发掘，发现祭坛及墓葬分布在浙江北部及江苏南部等群落，基本上是环绕太湖而发展的。出土遗物以黑陶和雕工精细的玉器著称，工艺精湛，造型优美，玉器占随葬文物极大份额。良渚文化用玉方式是独自发展起来，玉琮、玉钺这类礼器往往刻上神人兽面纹饰，成为推己及神的表现形式。

　　玉器形态分类有平面的环、玦、璜、锛及钺形器，立体正方形的琮形、圆或方的柱形器，不规则的有冠状器，山形三叉器、柄形及锥形器体，亦见有素身或刻上纹饰的珠形、玉管及玉坠等。

　　刻在器上的纹饰多样化，其中神人兽面纹较大宗，这由神人和兽面组成的复合式图像，神人面呈倒梯形、戴上宝盖冠帽，而兽面刻上重圈大圆眼、凸字鼻、阔唇及间有獠牙，此外亦有其他图像如鸟形纹及螺旋形纹等。其表现手法是纹饰与器形结合，包括在器表上平面线刻表现、琮的折角立体表现、双称结构的表现手法等。其工艺上主要采取线切割、管钻、雕刻和琢磨等方法，展现最高的技术，玉工往往在一毫米宽度上微刻三至五条纹饰，在坚硬度不低于五度的玉石徒手刻上，是空前的绝技；不少纹饰图案，如神人及兽面的眼、鼻及口的周边以减地方法处理，亦刻上螺旋地纹而将主体突出；再者微细近两厘米多的玉管上，图案纹饰几乎与十七厘米的玉琮王有一致性，令人惊讶。

　　良渚玉料大部分来自东北岫岩，估计经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交流到太湖流域，出土玉器多呈白沁，传统说法是“玉受地火者，皆变为白色，俗称为石灰沁，即今所谓鸡骨白、象牙白是也”（刘大同《古玉辨》），所以有推测良渚玉器是入土前被焚烧所致；有学者则推测高温处可以降低玉料硬度，方便雕刻；另有指白沁的形成或缘于土壤中的酸或碱性物质，提出“杭州余杭地区土壤中氢氟酸含量较高，对良渚文化玉器由表及里的侵蚀就较为严重，使之均变为鸡骨白”（文物鉴定专家杨伯达）。故宫博物院对院藏良渚玉器白沁的分析结论认为是与墓中碱性物质的浸蚀有密切关系。

　　出土的良渚文化遗物，玉器占随葬文物近九成，形制有用作仪仗的斧与钺，礼神的琮、璧、柱形器及装饰用的璜、项串饰、佩饰、手镯及穿缀衣饰如鸟、鱼、蛙、蝉等；美丽的玉石被当时社会赋予神灵的概念，具通天的祀神功能，但与此同时亦展现审美的标准，后者在几千年来一直流传成为中华多元民族尊崇美的共识。

　　良渚玉器是早期新石器时代玉器艺术的一个重要阶段，开启了纹饰和器形的结合，是应用玉器为礼神活动及玉雕艺术的一个起点；晚期有一些退化的表现，如人兽面纹结构往往有省略的变化，器形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尚有保留，到了商、周朝代少见其余韵，但玉的涵义却承传下来。

　　良渚的用玉文化在古代未见有文籍片羽记载，但在千百年后的商、周代对用玉形式则有不少论述，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有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又《周礼．春官．典瑞》载典瑞的职责为“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这里“瑞”和“器”对举，显示二者的区别。

　　良渚文化期到商周，礼仪用玉发展出一定的规则，佩饰则无定制，尤其是以玉管或玉珠串连的项串饰、佩饰，及时绞丝纹手镯更有所发展，成为当代“潮”物，也因为有需求，玉管及玉镯的制作未见式微。陕西省扶风县西周墓葬出土的项串饰更由玉佩饰及玛瑙管珠等共三百九十六件组成，令人惊叹；由于无定制，出现百花齐放的现象，几乎无一相同；其后的三千年，展现礼祭、权力及美态皆离不开玉制品。

　　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的文化遗址─良渚文化，被誉为中华早期文明半壁江山代表，亦在二○○六年代七十周年展示其文物精品（石器、黑陶、织物及玉器）活动时被尊为“文明的曙光”，良渚成为建立以玉祀神的轨仪的“礼以玉成”及创出以玉为佩饰的“饰以玉成”的梁柱。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少女士（亦有男士）皆有以玉及宝石为佩饰─如玉项串饰、玉手镯，有没有想过这些佩饰概念是源自五千多年前余杭的良渚小镇及其周边地区先民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