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六年秋金庸初次踏入报界，谋求第一份职业，担任杭州《东南日报》的国际电讯翻译编译；紧接着第二年以中英文笔试和口试的优异成绩被《大公报》录用为电讯翻译；直到二○一○年以英文撰写的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金庸的一生都与英文结下不解之缘。毫无疑问，中文是金庸的母语；英文则可谓他的第二语言。金庸的英文水准，不亚于他的中文，不仅能读、能说，还能写，且略通古英文。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抑或是中译英，还是英译中，金庸都是口才笔力便给，他的译作堪称通达无碍。他毕生阅读大量的英文书籍，翻译作品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很多专家学者都难以企及。至为重要的是，他并不为翻译而翻译，他通过诸多的翻译，不断汲取西方文化丰富的营养，将其与深邃博大的东方文化共冶一炉，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圆融鲜活的泉源。

　　金庸早期因职业的需要，翻译供报纸发表的及时性的新闻报道，之后开始翻译新闻纪实性的长篇报道，然后扩展到电影理论和技巧、舞蹈艺术，以及小说、政论。他翻译的许多文章和著作，大都在报纸上发表，长的则连载，有的过后结集出书。

　　自《新晚报》创刊后，金庸以笔名“乐宜”翻译了三部英文著作，均为新闻纪实性的长篇报道。其一，美国名记者贝尔登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世界》，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一年在《新晚报》上分为三百四十一则连续刊登。其二，英国记者R．汤姆逊撰写的长篇报道《朝鲜血战内幕》，共一百三十八则，连载于一九五二年的《新晚报》。其三，原载于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由记者哈罗德．马丁撰写的《朝鲜美军被俘记》，译作分为八则，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刊载于《新晚报》的“下午茶座”版。之后，前二者结集成书，最早的版本为香港文宗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金庸为《大公报》撰写“影话”和“影谈”时，以笔名“子畅”翻译了美国左派剧作家J．H．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和法国文学家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分别于《大公报》连载。前者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日，共八十六则；后者则从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共七十四则。此外，金庸还以笔名“林欢”翻译国外文章，刊载于《大公报》。如：〈荷里活的男主角（上、中、下）〉，分三则，由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至十九日；美国剧作家J．H．劳逊的〈论《码头风云》（上、中、下）〉，分三则，由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至十三日；苏联舞蹈家乌兰诺娃的〈我怎样学舞〉，分十二则，由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日。

　　文学方面，金庸翻译了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的小说，先为连载，之后结集成书，名为《最厉害的家伙》。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出版。

　　《金庸译作》收录的两部作品，均曾在报纸上连载。其一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另一是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

　　《人类的前途》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主、世界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作。金庸的译文，分七十则，连载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十一月的《明报》。

　　在金庸心目中，罗素是“当代最伟大的哲人”，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他十分推崇罗素，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始，自称已经转变为“罗素主义者”。金庸一生秉持追求世界和平、反对一切暴力的信念，尤其是反核的主张和立场，都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一九六三年，他在为《东南亚周刊》撰写“每周漫谈”专栏中，曾以〈罗素的信仰〉为题，谈到罗素“向来主张容忍异见，主张开明，主张头脑清醒而反对盲目崇拜”。金庸认为“对任何事情表示存疑，不加武断，以一种冷静而明淨的心智来作考虑，而作出合于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合理决定，勇于承认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种推崇理性、反对狂热冲动的主张，正是罗素人生哲学、政治哲学之精义所在”。（〈罗素的信仰〉，《东南亚周刊》一九六三年）尤其是在“人类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精神生活却竟有日渐贫乏空虚的趋势”下，罗素“在哲学思想上提高人们的心灵，为全人类幸福而提出许许多多高超而深刻的见解”。（〈一代巨人 罗素逝世〉，《明报》一九七○年二月四日）

　　金庸翻译的《幸福婚姻讲座》，曾于《大公报》上分为七十四则连载刊发。乍看题目，会误以为这无非是心灵鸡汤式的讲座，纯粹是吸引年轻人眼球的读物。其实不然，金庸慧眼择其作为报纸连载，花时间和精力翻译，自有其深意。仔细阅读后，你会发现，日后金庸创作的小说从这部译作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