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北京大学内的蔡元培像。\资料图片

　　居港期间，蔡元培仍然保持读书写作习惯。“目力渐弱，然仍不废读”。请弟子、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择由上海携来木板大字本书借供消遣，蔡先生阅毕，辄交商务同人携回，另行易取他书。每书阅毕，有意见辄函告我”。这些书册成了蔡元培在港“岛居颇恨图书少”生活中的慰借，他至少读了三四十册，包括《陆放翁全集》《王阳明全集》等，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中记下每一章的标题，并作笔记：“其第三章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

　　期间蔡元培创作诗文三四十首，比如为刊物写《满江红．反侵略歌》、诗词《岩泉》等，“泉在层岩下，源头活水清。出山嫌世浊，抱璞守廉贞”；为亲友家人写“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等。为老友著作写序，如《鲁迅全集．良序》、任鸿隽《古青诗存．跋》、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集．序》等；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敬以是为祝”。

　　无论自己身处何境，他始终待人款洽，律己精严。此间一家人仅靠中研院的薪水度日，所发法币一经兑换港币，所剩无几，而香港房租高昂，米珠薪桂。亲睹其艰的余天民说，真所谓“三晋之大夫，不若邹鲁之僕妾也。”但蔡先生一如既往慷慨宽厚，不时周济寒士。宁可自己生活清苦，甚至连看病都因囊中羞涩而一再拖宕，逢年节却总是设法加送工人佣钱。诗人廖平子一家当时在港以织履为生，家无隔夜之粮，度日甚难。廖敬慕蔡先生，时常呈诗作予蔡，先生必赠其十元，几乎每月皆然。

　　对好友的帮助，蔡先生以礼相赠。其子女就读的学校重英文，延请北大校友余天民为子女“增习国文”，一周两次。余天民坚辞束脩，他数次致谢函“弟为彼等讲解，均喜欢无量，感谢不已”，“特写一马奉赠，借博一粲，兼表谢忱”。一九四○年正月初四，蔡、王两家一起过春节“作半日之欢聚”，王云五忆蔡“偶见小女鹤仪习书画，勉励有加。三月二日，即蔡先生病前一天，忽自动书一立轴拟畀小女”，“梅子生仁燕护雏，绕簷新叶绿扶疏。朝来酒兴不可奈，买到钓船双鳜鱼”。谁知这竟是蔡元培的绝笔，“弥觉可珍”。

　　一九四○年三月三日晨，蔡元培在寓所突然头晕倒地，口吐鲜血，被送往养和医院。五日上午九时三刻，七十三岁的蔡元培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临终前，内侄几次听到他断断续续吐出“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一些字，这是蔡元培留给尘世最后的话语。

　　他一世清贫。身后欠下医院千馀元、入殓的衣棺都是王云五代筹。终其一生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解放后陈毅任上海市长时，得知蔡的家人居无定所，特批静安区一三层小楼供其“子孙后代永久居住”。这是后话。）

　　当时的《大公报》报道：三月七日下午入殓时，“蔡公遗体……四周堆置各界致赠之花圈，四壁亦满悬挽联。”十日，商务印书馆主持举殡仪式，送葬队伍达五千人。全港学校商铺下半旗志哀，灵柩由礼顿道经加路连山道，再经波斯富街、轩尼诗道、皇后大道、薄扶林道入南华体育场公祭，市民沿途列队目送。香港学者卢玮銮（笔名小思）在《香港文学散步》一书中描述“公祭时，参加者万余人，那真是荣哀”。一九四○年代全港人口只有五十万。就连九龙租屋附近的居民感其仁厚，亦焚冥锭祭奠。街巷寂寂风拂幡旗，万头攒动不闻半点声息。

　　与此同时，内地也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与追悼大会，甚至一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全国寄出的信件上，都加盖一枚特殊邮戳“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亲写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先生的遗骨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位于五段二十三台，有心者可存记），上刻叶恭绰书“蔡孑民先生之墓”。一九七八年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香港北大同学会集资重修陵墓，增添了生平墓表，文字由北大校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韶生撰（一说是臺静农，有据可勘误），台湾著名书法家、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所书。碑文中引用了蔡元培弟子、也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的诔词：“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先生之风，世人共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