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去世。三位留日背景有志办报的年轻人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走在了一起，合作买下这家负有盛名的报纸，新记公司的《大公报》事业由此开始。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本社同人之志趣》发表，提出“四不”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后来成为《大公报》的社训。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父亲是进士出身的县令。十五岁那年张季鸾拜关学大师刘古愚为师，与于右任同门。张季鸾日本留学，结识了同盟会群雄。辛亥革命后归国，曾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秘书，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时年二十三岁。

　　在张季鸾主导下，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起，《大公报》“社评”栏目不再署名，此后成为惯例。这样于立言便利，代表报社全体，也寓有个人不求名的意思。邵飘萍曾经在其新闻学著作中评价张季鸾“张一苇君，头脑极为明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

　　一九三七年后在促进全国团结，鼓动人心士气，发扬民族精神，支持抗战到底方面，《大公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馆址屡迁，七七事变后，津馆不保，增辟沪馆，然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最后集中到重庆。六地十报，毁一馆，设一馆，百折不挠，在日寇的飞机炸弹下，同仁流离颠沛，备尝艰辛，弥久弥奋，坚守岗位，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对于八年抗战，《大公报》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份报纸，而成为了民族精神的象征！从上海的四行仓库，到武汉会战的现场报道，《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总能把最新战况报告给读者。武汉失守后移师重庆的大公报，销量是重庆所有其他报纸销量的总和。方汉奇曾说，“我曾经是抗战时期《大公报》除汉口版以外的天津、上海、香港、重庆、桂林五个版的读者，可以大体上算得是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历史见证人，在我心目中，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唱出的是时代的强音，体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良知、他们炽烈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张季鸾的如椽巨笔对国事的影响，以西安事变为显著。他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乃其一生最有力之代表作，完全以口语白话，语气亲切平易，“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句写得尤其动人，处处为双方设想，成为化解矛盾的“血泪之辞”，平衡各方，得到好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张季鸾的文章之功，宋美龄过目后，派空军把当日的《大公报》加印数万份，运往西安上空散发。“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上转变了态度。张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半个世纪过后，一九八八年张季鸾百年诞辰台湾纪念会上，年逾八旬的张学良在张季鸾儿子张士基面前，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大公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全文背诵了一遍。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胡政之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与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于右任赞其“不自顾其穷，不自惜其病，不自恤其死，念念在国家，念念在职务”！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