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所有的故事，无论是悲是喜，皆源于遇见。而遇见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有自然与刻意之别。澳门是中国与西方相遇之地，也是中外相碰、相交、相知之所，看似偶然，却也必然，难以避免。其间种种故事，编织出近五个世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曲折历程和轮廓，诉说了中华民族面对外力的坎坷探索和悲欢。蕞尔之地，也成为各方英豪风云际会之所，成为文人骚客笔墨淋漓之地，“抚烟霞之变幻，慨邦国之废兴。览潮汐之涨消，纾胸襟之积悃”，令人心动，使人神往，催人泪下。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鹹涩的水，

　　饱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伤苦恼！

　　为踏平你那万顷波涛，

　　多少慈母曾把泪抛，

　　多少儿女徒然祈祷，

　　多少姑娘未成秦晋之好，

　　这一切均为征服你那惊涛骇浪！”

　　中国与西方全方位接触，始于大航海时期四处扩张东来的葡萄牙人，最早不期而遇的地点也不在澳门，而在中华帝国敕封之国满刺加（今马六甲）。初期的接触，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充满了意外和冲突。

　　有明一代，郑和七下西洋无功而返，葡萄牙人则穷近百年之力，从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直奔印度洋，寻找黄金和香料，南征北战，所向披靡。一五一一年，占领马六甲，令大明朝廷如梦初醒，大吃一惊。敕封国是受朝廷保护的，马六甲的沦陷意味着天朝外交的失败，令朝廷颜面尽失；预示了西风压倒东风之势，令满朝官员不知所措。

　　朝廷更不明白的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笔下富饶的中国才是他们向往的目的地。一五一三年，葡萄牙人欧维士（Jorge Álvares）率领一支船队首抵珠江口，要求登陆贸易，没想到被两广官员一口回绝。葡萄牙并没有放弃，继续多次派船队到珠江口一带交易。一五一七年，又“有佛郎机夷人，突入东莞县”，广州澳口“铳声如雷”，震动省城。广东当局将此归咎于葡萄牙人“不知礼”，接受了“鸣枪致敬”的说法，消除了“误会”，还在没有弄清楚来者是何方神圣的情况下当年就准许其上岸广州贸易，令远方来客喜出望外。一五二○年初，葡萄牙使节皮莱资（Tomé Pires）在广州学习中国礼仪后获准赴京城，因为武宗阅看“国书”后不相信葡萄牙所说愿意藩属中国，部分广东官员又奏控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杀伤无辜，且擅闯广州、胡乱放炮，葡使遂被驱逐出城，葡萄牙终未依《祖训》《会典》成为纳贡国而无法与华开展正常贸易。

　　然而，葡萄牙人眼见利润丰厚，继续盘踞在珠江口的屯门等待机会做“中国贸易”，不但按惯例在屯门立石纪念以志占领，还“筑室立寨，为久居计”，并依当年葡萄牙船队所获的授权行使权力，处决船员，严重触犯了中国的主权。这还了得。一五二一年八月，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受命驱赶。他先礼后兵，要求葡萄牙人撤走，未获理会后，发起进攻，遭到葡方猛烈火力顽强抵抗。汪鋐受挫后改变战术，借风力再次火攻，才将葡萄牙人从屯门驱逐。此乃史上中葡屯门之海战，也是中西首次武装冲突。一年之后，另一支葡萄牙船队在新会西草湾再次为中国官兵围剿击败，葡商似乎开始明白朝廷拒绝通商之决意，乃转往闽浙沿海，私下从事非法贸易，甚至与海盗倭寇勾结，“亦盗亦商”三十多年，直至其在舟山双屿和福建浯屿、月港之据点一五四八年为浙闽海防总兵朱纨彻底捣毁，才重回珠江口一带活动，寻找永久落脚点。

　　最初声称用“征服马六甲的十艘船只，便足以轻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四十多年在中国沿海的种种遭遇令其逐渐明白，他们交手的是一个既富裕强大又制度严明的国家，他们不得不放弃从非洲到印度的征服立场，转而采取以柔克刚的对华贸易策略，千方百计在“海禁最严，外商入市，最所不喜”的大环境下寻求另类突破。一五五六年一月十五日，一位名为索萨（Leonel de Sousa）的葡商去信路易斯（D. Luís）亲王称，经过三年的努力，通过送礼贿赂终于跟中国官方有了接触，并与广东海道达成和平协议，自称“声名狼借”的葡萄牙人获准自由贸易，可以在广州外海的上川、浪白滘和濠镜澳等岛屿公开互市，甚至“入城贸易”。

　　濠镜澳为早期澳门的别称，从此进入葡萄牙人的视野，成为其长久据居地：“濠镜直临大海岸，蟠根一茎如仙芝。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沙勿略多次在上川岛敲门的古老中国，“苍生皆帝臣，尺地尽王土”的古老中国，也从此“可怜卧榻旁余地，鼾睡他人四百年”。至今，欧维士的雕像还竖立在澳门老法院门前的广场上，遥望着中原大地。如果当年郑和也继续西行，不知道大西洋岸边某一港口城市会不会为其塑像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