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前，不少有在美生活经验的同事朋友叮嘱我：带点一美元的零钱，给小费。

　　这不是第一次出行前被叮嘱准备小费。之前去越南、英国等地方，多少也遇到过需要支付小费的情况，酒店收拾房间、外出用餐等。对于在香港生活，习惯“+1”（即餐费总额的百分之十作为服务费）的我们来说，给小费，“湿湿碎”啦。

　　但我还是低估了美国小费夸张的程度。

　　一到纽约，搭的士，司机张口直言，除了车费，还可以给他十美元小费（约港币七十八元），差不多是总车费的百分之十，不过不是强制的，让我们看着办。我们一行人毕竟刚到异国他乡，便入乡随俗，给便给了。心想：和香港一样，也“+1”。谁知，到了吃第一餐饭，惊觉原来小费不止是明码标价，更是远超“+1”。

　　在美国餐厅，结账的时候金额总数，往往比在餐单上见到的要贵得多。这里面包括了什么呢？有餐饮原本的费用、有消费税，还有小费。美国的小费直接从百分之十八起，有百分之十八、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几个不同的档次，每个档次给你算好要给多少钱，任君挑选。顾客可以选择餐厅建议的额度，也可以自定额度。当然，也可以选择不给，这样的话，可能会面临不太友好的结果──店员直接黑脸，或者追着要小费。

　　刚到的那一两天，我们以为小费是“非给不可”，就餐时按香港标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自定义，毕竟在美国吃一餐饭本就不便宜──汉堡、可乐、薯条三件套基本上就要二十美元，再加消费税和小费，这么一个在香港只要四五十元港币的套餐，在美国就要将近二十六美元，约港币二百元。

　　后面我们发现，也有一部分当地人选择No Tips（不给小费），于是我们也开始评估，这家餐厅的服务，是否应该给小费。有些餐厅并没有提供太多服务，比如咖啡店、快餐店等，但在支付时仍提供小费选项，于是我们也便参考当地人直接选择No（这些地方是可以不给小费的）；有些餐厅提供“有限度”的服务，很多环节（收拾、擦桌子）还要顾客自己动手，那也可以不给小费。我们也遇到过服务不错的店──店员热情、积极，自然而然，留下一些小费感谢对方的服务也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们没给小费时，比如在一家韩国料理店，店员立刻黑面，对我们爱理不理；在另一家亚洲菜馆，店员就站在旁边看着，提示我们：你们还没有给小费。最后，我们留下了百分之十八，约二十美元作为小费，才能离开。

　　问了在美国当地的朋友，他们都对现在氾滥的小费文化深恶痛绝。原来疫情前，美国的小费文化也没有那么夸张，一般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也不会强制征收。疫情时，很多人为了感谢服务人员的付出，开始主动多给小费，久而久之，服务业习惯后，开始“习惯成自然”，变着花样地收。餐饮、酒店、交通、购物……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消费者都被高额小费包围。

　　朋友说，这其中一部分原因，因为餐厅和部分服务业雇用员工的薪水都很低，于是小费成为他们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朋友提到，在一些美国西岸城市，有些大学生做兼职服务员，只要人美心善嘴甜勤快，一个月光靠小费能月入近万美元（约七点八万港币）。

　　有一天我去买咖啡，排在我前面的两个顾客，一位买了六美元的抹茶，毫不犹豫地选了百分之二十的小费，需要多支付一点二美元，另一位点了五美元的咖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No”。后来等咖啡的时候，我和第二个顾客聊了两句，她说，她真的很不喜欢美国现在的小费文化，餐厅、服务业把原本应该给员工的工资，转嫁给消费者，在给小费这件事上，消费者就是被道德绑架的“冤大头”。

　　提起小费，每一个美国生活的朋友都摇头，坦言因为小费造成的溢价，再加上消费税，现在都不怎么外出就餐，都是在家做或打包，“毕竟谁的钱也不是大风颳来的。”

　　在总统选举中胜出的特朗普的其中一个政策理念，就是呼吁取消小费税。若政策得以落实，理想情形下是消费者可以减少需要支付的小费，服务员可以获得的小费总数不会减少（因为不用缴税了），从而刺激服务业消费，让大家不至于害怕外出就餐。但是，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会造成公平问题及偷逃税问题──更多人可能会把自己的收入列为小费。更重要的是，雇主可能会更乐于将薪资转嫁给消费者，而员工可能会更加花样百出地收小费。耶鲁大学经济专家对这个政策表示担忧，若真的实行，恐怕美国小费文化只会更加氾滥。

　　在这一刻，无比想念没有服务税和消费税的香港，和明码标价“+1”的香港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