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从欧洲留学归国，去见他父亲的老友，饱学之士夏曾佑，他对陈寅恪说：我很高兴你懂得多国文字，有很多书可读。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已经看完了，现在无书可看。陈寅恪当时认为荒唐，中国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怎么可能读遍而无书可看？等到陈寅恪七十岁时，他对人说：我现在老了，与夏先生很有同感。这时候，陈先生已双目失明，又身处那个特殊的年代。

　　夏曾佑（一八六三至一九二四），浙江杭州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他与梁启超一起办过《时务报》，又与严复办过《国闻报》，还与黄遵宪一起提倡“诗界革命”，黄遵宪称其“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梁启超尊他为“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一九○六年作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的随员，夏曾佑曾赴日本考察。辛亥革命后，任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直至离世。

　　夏曾佑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史》，他把整个中国史分为三个阶段：上古之世──草昧至周末，中古之世──秦至唐，近古之世──宋至今。上古之世有二，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时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时期；中古之世有三，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有二，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期，清朝的两百六十多年为更化期。

　　从传疑到化成，至极盛，再到中衰，然后是复盛，接下来是退化，最后是更化。这个看法背后的观念，接近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把民族的历史，视作有机体看待，有自己的诞生、萌芽、成长、成熟和衰亡，以这样的目光打量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并将这样的观察和分析放进一部历史著作里，夏曾佑是第一人。

　　夏曾佑认为写历史的根本原则是“总以发明今社会之原为主”，“文简于往古，理富于往籍，足以供社会之需”。在写作方法上他采用章节体裁，这种体裁，此后成为新世纪史学家编写历史书的主要方式，影响较大。原书计划写五册，实际只写了前三册，从时间上看完成了上古至隋的历史阶段的写作。

　　夏曾佑曾说，“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稗史即是小说。他说，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因为实有之事常平淡，诳设之事常秾艳。人类有两个“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情不能传种”。因此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这位并不写小说的人，在文章里谈及小说创作中的五难五易：“写小人易写君子难，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写贫贱易写富贵难，写实事易写假事难，叙事实易叙议论难”。他还认为当下社会迫切需要写给妇女和粗人看的小说，至于士大夫，其实并不急于读什么小说。

　　“人心之所乐者二：甲曰不费心思，乙曰时刻转换。”他认为阅读小说，最能满足这两条。那是在一百年前他说这样的话，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手机短视频与微信等大约才是既不费心思又时刻转换。

（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