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西贡地区匪患横行。游击队来到黄毛应村时，村民以为又是一波土匪，哪知他们“不砸又不抢”，不时与村民聊上几句，态度分外客气，慢慢道出自己是抗日的游击队。日军占领西贡后，杀害了区内几位神父。用来做礼拜的玫瑰小堂就此闲置，成了游击队的据点。而黄毛应村与附近的嶂上、赤径及大浪村抗日武装有紧密联系，这一带发展成为抗日基地。

　　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黄毛应玫瑰小堂宣布成立──这是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抗日武装。两年间，约有七十名游击队员驻扎在这里，小小教堂内还储备了游击队的补给、武器和军火。

　　不仅如此，由于黄毛应村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亦成为抗日志士前往内地大后方的“中转站”，为往来人员提供歇脚、食水、物资及庇护。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有六人参加了游击队，其中邓振南曾在喇沙书院和华仁书院读书，香港沦陷后返回西贡参加抗日活动。十几岁的弟弟小南也嚷着要“打倒日本仔”，加入儿童团。虽然不能扛枪作战，“冇咁威”，但远远见到“日本仔”过来，跑去给游击队员通风报信，能参与保护战士们的任务，感到很光荣。抗战胜利后，三兄弟都返回内地参加解放军。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一架美军“飞虎队”战机在香港上空被日军击落，飞行员克尔中尉（Donald W. Kerr）跳伞降落山间。日军展开搜捕。紧急关头，他被一名游击队小队员发现。

　　克尔中尉在日志中记：“我沿着山径慌忙往下跑，突然有人拉我衣袖，我一看原来是个小男孩。小男孩大约十至十二岁，戴着一顶大人帽，背着长长的电筒，他面色充满警戒，拼命以手势叫我跟着他走。日军已来到附近，幸而小男孩对山坡每一处地方都了若指掌，终于把我带到一个隐蔽的小山洞躲藏。隔了一天，小男孩与一名十五岁的女游击队员送来三只烚熟的鸡蛋和番薯。但搜索的日军愈来愈多，情势凶险，在游击队帮助下我不断窜逃转移，且因腿部受伤行动不便，游击队用竹枝和木櫈做的轿，抬着我在陡峭的山路逃避日军。”半个月后，游击队终于把克尔送上船，逃离香港，回到桂林的美军基地。

　　克尔无从知晓的是，当时游击队用了调虎离山计，在市区多处日军据点发动猛攻和爆炸，迫使搜捕克尔的日军要撤回市区布防，才帮他脱险。日军大怒，于是对游击队进行血腥大搜捕。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黄毛应村村民被日军驱赶至教堂门口，逼他们供出游击队藏身地。村医邓福（游击队员邓振南的父亲）及邓德安、邓戊奎三人被重刑拷打，日军将冷水灌入他们的口鼻，用扁担踩断腰骨，把他们吊在教堂横梁上，点燃禾草烧，双脚被烧焦，昏死过去……但三人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点游击队的情况。日寇最终把全村洗劫一空才离去。邓德安因伤势太重，三天后便牺牲了，年仅二十岁。邓福因腰骨折断、双脚烧伤，医治半年才能下床，邓戊奎也医了三个月才痊愈。

　　二○○八年，克尔的儿子大卫克尔（David Kerr）专程来港，在油麻地一所安老院，找到当年营救他父亲的那位机灵的小游击队员李石。李石已是年近八旬、坐轮椅的老人，大卫克尔在老人面前蹲下说：当年你勇敢地救了我父亲，今天我代他来感谢你，还他生前的愿望。说罢，他把一枚“飞虎队”勋章放在老人手中。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香港特区政府隆重举行了“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时任特首董建华亲自将一百一十五名烈士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的纪念龛，供市民凭吊，并宣布：港九大队“是香港沦陷时期一支正式的武装部队，在保卫香港的战斗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百一十五个永恒的名字中，就有本文提及的邓德安。自此，香港市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抗战史”──香港不是二战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香港的历史记忆，与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抗争史紧密相连。

　　今年，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特区政府再次对分布于新界、离岛、港岛的四十多个抗战遗址进行修缮优化，亦包括黄毛应村玫瑰小堂。这些散布在香港山野间的抗战遗迹，虽没有宏伟的规模，却以砖石为纸，以岁月为墨，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抗战精神。

　　伫立在玫瑰小堂前，正午的阳光将一枝紫荆花影投射在白色的墙壁上，小村宁静安详。很难想像，这里曾经发生过那么悲壮的故事。山海间，铭记着香港从未缺席的民族担当，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