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薰三栗”是个什么鬼？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词。
 
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中记载了这个故事。苏州有位徐举人，在考试时用了“九貂九骚”对“三薰三栗”的典故，发榜后名列前茅。同窗问他这个典故出自何书，徐答曰：昨天在集市看到有乞丐抢了三块薰（熏）肉，被物主捉住后敲了三下栗凿。至于“九貂九骚”，则是化用自俗语“十个胡子九个骚，十个鬎鬁九个刁”。满座听后大笑。
 
钱泳借这些故事针砭了当时的考试作文风气，考官“胸既空疏而喜用典故”，于是考生便耍小聪明，考官自食其果、受人欺瞒，而此上下虚妄之风愈演愈烈。
 
其实这“三薰三栗”倒也并非原创。渊博豪迈如苏东坡者也玩过“杀三宥三”的小把戏。宋仁宗嘉佑二年，二十岁的苏轼便考中进士。苏轼文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为了论述君主宽厚仁政、知人善用，苏轼提笔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考官梅尧臣曰是一位饱学之士，觉得苏轼文理通畅，但自己对此典故却毫无印象，于是虚心求教。不料，苏轼坦言此系杜撰，“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意思是想必尧会这麽做。
 
这些事虽过去了千百年，但“三薰三栗”之风却依旧盛行。每年高考的作文，就有各种“考八股”。若是写记叙文，十个考生倒有五个写自己“父母双亡”，以便阅卷老师多给些苦情分数；若是议论文，就更华丽了，牛顿说，雪莱说，黑格尔说，拿破仑说，总之各路大咖纷纷站出来表态，整篇文章顿时高端大气上档次了不少。阅卷老师一来时间仓促，二来知识有限，谁也不是活字典，无从查考，看到引经据典，评分上自然就有所偏重。
 
甚至曾有考生写道：“李清照说，文学的价值在于毕生奉献。”李清照若泉下有知，恐怕又要哀叹“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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