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峰坐到我对面的櫈子上，把我吓了一跳：又红又黑的脸，短粗短粗的头髮──我简直无法认出这个每日把偏分梳得一丝不苟、白嫩斯文的科大硕士生了。我们对视了好一会，他缓缓地说：“这三个月，我去了青海。支教。”我轻轻地“哦”了一声，难怪。“从西宁下了飞机，我就后悔了。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海北的一个乡村。送我过去的汽车翻过一道又一道山樑，足足走了一天一夜。白天还能看到山谷间六月的野花，晚上却只有几度，而且。”阿峰顿了一下“有狼。夜裏的山路，开不快，两隻野狼跟了很长一段路，才不追了。”

　　“不对呀，我记得当时的活动计劃你选了西宁市。”我忍不住插话。

　　“有一个同学高原反应严重，我就跟他换了。怕家人担心，没说。到了那，我真没有想过会有那麼穷的地方，比如每天的水只有一桶，要饮用也要洗脸。我挣扎了很久，咬咬牙，豁出去了，来都来了，我把头髮剃了，省水。”

　　他的目光深沉起来，“开始，和电影裏的差不多，高原上的乡村小学，教室简陋破旧，二十几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八岁。可是，第一天放学，校长问孩子们，老师好不好？孩子们说好。校长又说，那咱们要对老师好，对不对？孩子们说对。”

　　“你这也和电影差不多啊，闭眼睛都能想出来。”我调侃他。

　　“不，不，──其实，那天中午我背着校长打了电话，申请了提前回港，那边已经安排了一个星期后的车子接我。可是，第二天一早，宿舍和教室的窗台上，三三两两地摆满了薯仔。校长说，咱们这太穷，这些孩子看父母整日忙活，种薯仔、卖薯仔，然后换东西过日子，薯仔就是最好的东西了──孩子们喜欢你！拜讬你了！”阿峰有些哽咽，“我不知道该说些什麼。於是，我留下了。感觉日子越过越快。走的那天，孩子们送我，我强忍着没哭出来。上了车，一摸口袋，不知何时，被塞进两个洗乾淨了的薯仔。”热泪从阿峰脸上劃过，留下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