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那天，公司聚餐，几杯啤酒下肚，回到家已经十点。哎呦，胃裏隐隐酝酿来者不善的罢工。心知不妙，赶紧下楼寻找诊所。孰料，那些平日街区裏一个个温情脉脉的诊所，此时只剩下冷冰冰的门锁。豆大的汗开始往下滴，我赶紧打电话给同事，让他陪我去医院。

　　出租车一路狂奔到最近的公立医院。排队、挂号，然后就是分诊和等待。三个小时的等待像是过了三辈子，我几乎吐空了五脏六腑，直到眼冒金星、头痛不已。终於叫了我的名字。“咩情况”，一个脸上满是横肉的男医生懒懒地问。

　　“他吐得厉害，胃痛头痛……”同事用普通话替我描述病情，却被医生不耐烦地打断“佢今晚食咩？”“火锅，啤酒。”我的声音微微颤颤。医生斜睨着我，白话更浓了“抵死，乱食。”我虽然气恼，但实在无力辩驳，只盼小心忍耐能换来藥到病除。同事是北方人，中学就去了新加坡，英文水平接近於母语，气不过，用爆豆一样的英文哒哒哒哒，不但详细地讲了我的病情，还要求他尊重病患。大概是没想到同事的英文会这麼好，医生马上换了脸孔，立即让我住院。

　　病房裏到处都是加床。住我对面的老伯每隔半个鐘就会大叫“我渴”“我冷”“我要食”，护工显然对他的这种状况已经习以为常，有时压根当听不见，有时像对小孩子一样地吓他“再叫就打针！”这招还真有用。护工大概看出了我的顾虑，“不要怕，他脑筋有点不好。”我更怕了，一夜无眠。

　　医生给的藥倒是管用，早上已是症状全消。这时一个老太太过来探对面的老伯。一见到她，老伯开心起来，拉着她的手，喃喃地说着什麼。两人在一起坐了不到五分鐘，老太太就要去返工。老伯依依不捨，头髮花白的脑袋一个劲地往老太太怀裏钻。她轻轻地吻了他的额头，拍了拍他的后背—她的手满是老茧，他的背瘦骨嶙峋。老伯咧开嘴，笑了。我的心一下子充满说不出的酸楚。想到一夜求医的不屑与冰冷，我庆幸世间还有这相濡以沫的温暖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