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有些是国家所禁，比如乾隆皇帝禁《说岳全传》，禁《大义觉迷录》；有些是私家所禁，《唐伯虎点秋香》裏，在华太师府上，身藏《唐寅诗集》就是死罪。左宗棠是清代中兴名臣，在家中戒其子弟勿读《世说新语》，原因是“人家子弟之读此书者，未得其隽永，先学其简傲”。

　　在左宗棠看来，《世说新语》可以说有点“三观不正”。书中大部分是魏晋士大夫清高放诞的言谈逸事，往大处而言，这与经纶世务、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并不一致。往小处说，即使要修身养性，也容易令青年人轻浮放蕩，不安於心。如果都像王徽之访戴安道那样“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时不时就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下场多半是耕读两误，成为败家子二世祖。

　　而且，《世说》的时代，士大夫与皇家均天下，清谈玄理也有其土壤。到了皇权专制巅峰的清代，政治环境与社会风气都已大大不同。司马昭举行宴会，阮籍在坐，敢“箕踞啸歌，酣放自若”。若在清代依样画葫芦，怕是脑袋登时就要搬家了。

　　所以，仔细想来，左宗棠的一番话也颇有道理，与“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有相通之处。年少时血气方刚，读《水浒》容易沾染草莽任侠之气，衝动惹事；而《三国》遍地尔虞我诈，权谋算计，老年人读了会影响颐养心性。

　　笔者上学那阵子，流行抄读书笔记。同学们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各种名人名言，还常会咬文嚼字卖弄一番，跟网上那些五迷三道的心灵鸡汤差不多。现在看来，更多的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少轻狂，没什麼营养。

　　鲁迅评价“《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民国著名报人张慧剑在《辰子说林》中引述此说时，又多加了一个字，曰“烂名士教科书”也。当然，《世说》自有其巨大的文学历史价值，这一点笔者是并不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