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馆办了一个“金庸与大公”的缅怀活动，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新老同事分享点滴。我被安排从副刊的角度，谈一谈同为副刊报人，金庸对我们的影响。后辈如我，要去点评一位武侠小说宗师，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兄”，一时有些诚惶诚恐。

　　我不是金庸迷，仅读过他的几部小说，一直以来，先生在我印象中都是神一般的人物。他笔下的江湖恩仇和刀光剑影，伴随了无数人的青葱岁月。先生去世的这些天来，我们都在回忆当年读书时偷看他小说的难忘时光，这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青春烙印。而他的青春芳华则绽放於“左手评论、右手小说”的双轨人生。自一九四七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工作整整十年，从翻译，到记者，再到副刊编辑，新闻人的职业素养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巩固和提升。

　　二○○九年四月，金庸回到阔别五十二载的大公报报馆，他深情地说：“我在《大公报》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岁月和聪明才智，今天回来看，我可以觉得今生无愧。”我是当年十月加入大公报的，无缘得见先生一面，只能从前辈同事们的交谈，以及相关的史料阅读中了解这位传说中的“老大公报人”。

　　金庸曾说，“《大公报》有一个传统，在文字上很注意，一个字写错了，编辑就会来说，这个字以后不可以这样写，报社内部有很多规定，什麼字应该这样写，什麼字应该那样写，有很多规矩，对编辑的训练相当严格。”当时我入职的部门是国际新闻部，但第一个月需要去校对课轮岗。对一个刚毕业的新手而言，熟悉採编流程、学用规範的编辑符号，都是在那段时间掌握的。这样的培训，弥足珍贵，也为我的编辑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在后来的日子裏，更是让我感受到了《大公报》一贯的要求严格，稿件付印前往往要经过编辑好几轮修改才能定稿；起标题时字斟句酌，反覆推敲。五十多年前，年轻的金庸在《大公报》培养起了身为报人的理想，如今，我在这裏，依然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报人的理想和责任。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