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土生土长的“老北京”，老舍自小听相声，一生与相声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但亲自创作相声作品，甚至还不止一次登台表演过相声。

　　相声艺术在二十世纪初进入发展时期，湧现了诸如侯宝林、马三立、刘宝瑞等一批技艺高超的相声艺人。为了生计，说相声的经常聚集於茶馆、酒楼、剧场、戏园、庙会，特别是天桥一带。出生於下层市民社会的老舍经常光顾这些地方，自然对相声耳濡目染。在《什麼是幽默？》一文中，他曾说：“相声就是幽默文章的一种。”

　　相声要富有喜剧风格，主要艺术手段便是“包袱”，将笑料组织起来再展示给观众的过程就像繫包袱、抖包袱——先把包袱摊开，放入各种笑料，然后包好，繫成严实的包袱，最后抖落令观众发笑。老舍在小说创作中常借鉴这种艺术手段，并加以改造与精炼，比如《赵子曰》（一九二七）中，“第三号的主人是位最和蔼谦恭的君子。不用说对朋友们虚恭有礼，就是对僕役们也轻易不说一个髒字；除了有时候茶泡的太淡，酒热的过火，才会金声玉振的讚美僕役们几声：‘混蛋！’”

　　抗战期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老舍尝试创作了诸如《卢沟桥》、《中秋月饼》等相声作品，而且经常在协会的活动中表演相声，梁实秋就曾与他搭档过。不过，老舍后来坦承《中秋月饼》的创作水平并不高，“费了不少力气，只写成了一段，而且是很坏的一段。”到了解放后，他又创作了包括《柿子丰收》、《说明白话》、《假博士》、《鸿兴饭店红旗飘》等十余段相声，都带有浓烈的时代气息。

　　他自己也说：“解放前通行的相声段子，有许多只是打趣逗哏的‘滑稽’，语言很庸俗，内容很空洞，只图招人一笑，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和文艺味道。解放后新编的段子就不同了，它在语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使人听了要发笑，也要去反省。”

　　老舍五十多年前的这番话，不同样也适用於当下吗？相声，不能只图招人一笑啊！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