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教材发布的研讨会忙了几天，事完回到家已是昏昏欲睡。

　　手机一“叮”，下意识地打开微信，却陡然一震。堂兄汉闻告知：陶然走了。事情太突然，有一阵子我竟说不出话。

　　还是在去年十二月三号见过陶然。那次社科院文研所的赵稀方教授来港，在中环三联书店有一场读书会，与读者讨论他的著作《小说香港》。主办方是杂志《香港文学》。

　　在那个聚会上见到陶然。他比前几年我见他时瘦一些，但比过去精神、利落。他穿个暗墨绿的夹克，斜背挎包，像校园裏常见到的大学或中学老师。

　　与陶然没有私交，也不算很熟。有一次他讬过当时在出版社工作的我给他孩子买教科书，其余几次交往全因文学。有时是为他当主编的《香港文学》约稿，有时是为邀约出席文学讲座，有时是为约与来港学者喝茶。

　　最近一次打交道，是因一篇字数难被香港刊物接纳的小说。那时他已从《香港文学》退下当顾问，我找到他时，他只在微信裏让我改短一些，交稿后便没有了联繫。读书会上见到，我问了一句，他也只简单回了一句：发了，一月份。

　　这和他给我的印象很一致：永远话不多。即使是和他共同主持图书馆的讲座，他也不多说话，说话时神情温和，或者说还带几丝文学老年的忧鬱。

　　过去听人开过玩笑，说陶然的这点忧鬱，打动过不少女性。

　　近期我还读过陶然在内地和香港报刊发表的随笔或回忆录。文如其人，他的文字都是沉着安静的，感情细密的。前不久他写故居房子的散文，就见出情真意切，平和内敛。这或者就是陶然文字的风格，也是他做人的特点。

　　说到陶然离开那天，有点不可置信：一场感冒引起呕吐，上午送医院，中午便走了。走得那麼迅捷，那麼乾脆，彷彿去完成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我为他的天黑骤降“庆幸”，那样少受了多少痛苦。

　　陶然走了，留下了他的文字，还有温和安静、忧鬱儒雅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