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有一狂人，权位在握，总爱张开醜陋嘴巴，胡言乱语，大放厥词，颠倒是非黑白，把假的诳说成真的，指真的全是假的，满口谎言，不断地以更多假话掩盖被揭穿的假话，认为假话说上一百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的。居然有愚民及追随者不懂辨识，真假不分，毫不怀疑，盲目信以为真，堪称一丘之貉。

　　在收藏古书刊本和古书画方面，可说也有大同小异的情形。有些毫无诚信、只顾牟利的奸商或卖家，也光靠一张大嘴巴吹嘘，硬将伪本说是真本，把近仿的假书画说是真迹。居然有不少不懂鉴别，或充作“内行”、或附庸风雅之辈深信不疑，唯恐“走宝”而失诸交臂。世事往往如曹雪芹《红楼梦》所言：“真作假时假亦真。”

　　曾有古书商向友人推销，指手上数卷多册的“珍罕品”是“宋刻真本”，是一位收藏家仙遊后遗下来，其子孙急於求售云云，说来绘声绘影，口沫横飞，谓从来没有遇过这样“完美的真本”。凑巧在下适逢其会，助友人细细翻阅，除了发觉字体刻印不精良，版式、行款、版面与分栏等不对劲外，就是忽略了避圣讳；书中凡涉及宋代皇帝的名字时，就破绽尽露。宋人为了表示尊敬君主，皆不敢直接称其名号和刻印书上，而改以缺笔、缺字或换同音字等方式来避讳；宋版刻本图书避皇帝讳极严，深怕被降罪，故刻工大多以缺末笔的方式避之，或以“今上御名”或“太上御名”、“渊圣御名”等字样，来避当时在位或已逊位皇帝的名讳。例如宋太祖赵匡胤的“匡”字、宋真宗赵恒的“恒”字和宋徽宗赵佶的“佶”字，每字也刻少了最后一笔，真本上必分别刻成“匡”、“恒”和“佶”。明、清以后的仿本，刻工都不在意，不知要避讳；有些自作聪明者还误以为是原印本刻漏或印刷不清，於是不会缺一笔，整个字也笔画丝毫不减完整地刻出来，遂露出马脚，成为伪本证据之一。像附图宋代赵汝愚编的《国朝诸臣奏议》（揭开的一页为司马光所奏），明、清后仿伪本俱不避圣讳，即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