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汉武帝时赵过推广牛耕的方法，大大改变了以前《书经》“肇牵车牛”和《易经》所指“服牛乘马”的观念，使佃农普遍用牛来耕田；由於牛对古代以农为主的社会贡献良多，也加深了人与牛之间的关係和感情。唐代人民爱马爱牛，视作友伴。敦煌石窟壁画中，就有《雨中耕作图》，充分反映牛得到老百姓的重视。

　　说到唐代画牛的高手，当然离不开四朝为官的韩滉和他的弟子戴嵩。《宣和画谱》十分称诩后者，指“世上所传画牛者，嵩为独步”，甚至夸言“过滉远甚”；故自宋代以降，后世大多把戴嵩捧至与唐代画马大师韩幹齐名，并称“韩马戴牛”，以致汤垕也在《画鉴》评他“专师法於韩而青出於蓝”。不过，笔者写了艺术评论逾五十载，却不以为然，并不完全同意。

　　先说说宋代两位著名诗人的轶事。他们皆注重生活閒情，多才多艺，博学和见识广。一位是南宋时的陆游（放翁），有一次，他看见韩滉绘牛的画，不禁入神，坦言：“每见村童牧牛於风林烟艸之间，便觉身在图画，而引起辞官求去的愿望。”（见《渭南文集》）另一位文豪是苏轼（东坡），题戴嵩绘画时，引述了四川一名收藏家的遭遇。那名处士在屋外正亮出戴嵩真迹《鬥牛图》时，恰巧一名牧童瞥见，率真笑指画错了，说日常他眼见两公牛相鬥时，力气全在两角上，尾巴必然夹在屁股间，不应像画中的牛翘起尾巴。古人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可见戴嵩观察不周，疏忽了“写生造形”的重要性，形成败笔。他其后得悉，才纠正这个错误。

　　二人画牛皆笔墨简劲，能尽筋肉皮骨的特征，着色自然，可说不相伯仲，各有千秋。戴嵩较注重牛的外在动感，大多表现其狂野互鬥的姿态，有时细微至“牛目中有牧童影”；而韩滉却能从牛不同的静态一面，流露牛的神韵、品性、感情和内心世界，以粗樸厚拙的线条，展现牛刻苦耐劳、沉稳平和的天性。与人融洽的耕牛和善可靠，已非只知日夕相鬥的野牛，皆因他常深入农村，与民与牛为友。例如其传世经典作《五牛图》（附图为其中一牛，纸本手卷，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便使人“觉身在图画”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