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处女作的意义，是在大学时代。十八岁的我，於大学一年级行将结束时，打算从工科专业转读中文系，自然要写一份自荐信作为申请，并陈述理由。那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回顾自己如何爱上文学的。於是，自荐信这样开头：“自十岁发表处女作以来……”

　　其实，那不过是小学四年级的秋天，参加野外写生课，满目金灿灿的落叶，让我情不自禁地在画板上写下一首小诗：“落叶／树枝的泪滴／既已落下／又何必弯腰拾起／与其陷入苦涩的回忆／不如走向明天／迎接春雨”。美术老师的先生是报社编辑，没多久，这首小诗变成了铅字。后来的岁月，儘管我又发表过一些诗，但再没有第一次见报时的激动。

　　小学毕业时，开始把自己满意的作文投给报社。在经历了半个学期的石沉大海之后，终於有一天，上海学林出版社的一本学生杂志，发表了我的习作。那是一篇描写座鐘的文章，我由秒针、分针、时针联繫到人生的不同阶段。这篇散文处女作给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有幸结识了编辑徐智明老师，之后的十几年，他一直和我通信，指导我的写作、关心我的成长。

　　大学时参加学生通讯社，第一次接到的採访任务，是採访CCTV名主持白岩松。那一年，他的书《痛并快乐着》在大学校园十分流行。当我和他近距离接触、完成了专访后，发表了第一篇通讯。凭藉这篇处女作，我担任了学生通讯社的社长。

　　回忆起这些有关处女作的往事，我猛然发现：不同体裁的处女作，是我青春期的“水印文身”，记录着热爱文学和写作的温柔与疼痛，那份雏鸟破壳的期待，对我的人生，不仅必要，而且意义深远。

　　四年前，我来到香港这座城市，翻开人生崭新一页，让我在辛勤的劳作中用心书写人生的答卷。那是一篇无形的处女作，裏面有我对这座城市坚定不移的支持与热爱。前天，《满族文学》的主编宋长江先生来信告知，我春节时写的香港题材小说即将发表，那是我的小说处女作。期待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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