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推潭仆远”、“夜筵没罗臣拜洗”这种“火星诗”，毕竟是“非主流”。到了近代，伴随西学东渐、欧风美雨浸染，“火星诗”突然在文坛大行其道，几乎要星火燎原。新派诗人大量使用外语音译词，以今人视角来看，有些未免太刻意，甚至流於轻佻滑稽。但在当时，这种叛逆精神十足的做法，被拿来作为衝击旧文化的武器。

　　“烟士披里纯”就是个典型，深受新派诗人的偏爱。徐志摩的新诗《草上的露珠儿》有这麼两句：“你的烘炉是印曼桀乃欣，永生的火焰是烟士披里纯……”现在的读者知道这是“imagination”和“inspiration”的音译。但如果不加以解释，仅从字面猜度，这“印曼桀乃欣”，好似一个番僧的名字；“烟士披里纯”，则是烟民在破开烟丝，品评纯度。很难说有什麼诗意。

　　徐志摩是以新词写新诗，而胡适甚至以旧瓶装新酒，将英语音译词植入古体诗中。他在一九一五年《送梅觐莊往哈佛大学》一诗中，洋洋洒洒四百余言，仅举末尾几句为例：“居东何时游康可，为我一吊爱谋生。更吊霍桑与索虏，此三子者皆峥嵘。应有烟士披里纯，为君奚囊增琼英。”当中的“爱谋生”、“霍桑”、“索虏”，都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作家，现在一般译为爱默生、霍桑、梭罗。“康可”则是他们生活的康科特（Concord）。

　　全诗用了十几个音译词，胡适对此颇为得意。他的好友任鸿隽将这些唬人的词连缀起来，作诗戏谑他：“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笤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这“一车鬼”的评价，恰如其分。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喜欢大量连用古人姓名，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之类，时人笑他的文章是“点鬼簿”。按此标準，胡适不仅是点鬼薄，而且还都是“西洋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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