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梓川是马来西亚槟城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曾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就读，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槟城，当过中学教员，也做过槟城《光华日报》的总编辑。

　　温梓川读书时的暨南大学位於上海，有“东南文艺，集於暨南”之说，名家云集，文风极盛。青年温梓川在此环境下，读书写作，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当时的作家来往──暨大的名师、亲历的往事以及与作家的交往，成为他后来书写民国文人的主要“素材”，多年后有《文人的另一面》一书行世。

　　在温梓川的忆旧文字中，有一篇写“湖畔诗人”汪静之的《汪静之与〈蕙的风〉》，提到当年汪静之在暨南大学教书时，“暨南师友，识与不识都戏称他‘汪诗人’”。“汪诗人平日上课，虽然教的是国文，但他总喜欢教学生唱诗，尤其喜欢唱他自己写的诗”──这种在课堂上夹带“私货”的行为在今天是肯定不行的。某年由於教育部所拨经费不足，暨南大学实行减薪节约，於是“汪诗人”就经常请假，问之何故，他在课堂上公然宣称“现在学校的薪水打八折，我教书也只好打八折，余下的二折，我要写文章卖钱的，不然我的生活也很成问题哩”──这种想法和做法在今天大概也是要受到批评的。

　　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出版后，周作人誉为“那缠绵婉转的情诗裏，却尽有许多佳句”，其中《过伊家门外》一诗“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麼欣慰而胆寒呵”，曾经风靡一时。诗中那种大胆而率真的感情表达，在当时激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不过，对照“汪诗人”在暨南大学的表现，他将诗歌中的“大胆率真”，移诸现实生活，似乎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不知这是不是就是诗人气质，或者就是“文人的另一面”。据温梓川的文章，“汪诗人”还有更大胆的诗句没收入诗集，却被章衣萍纳入自己的文章，结果引来读者痛骂。可见“汪诗人”“文人的另一面”，还远不止他在暨南的表现──只是，有“另一面”的，又岂只是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