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雍也篇》中，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自古以来，颇多文人一直追寻此理，或追寻智慧，聪敏旷达；或追寻仁义，稳重诚毅。可当文人被谣言所蒙蔽，成了谣言的传递者、製造者，鼓吹暴力行为的传声筒，那他又是什麼呢？

　　香港一位资深作家，同时也是位资深出版人，青年时期生活在内地，四十年前来到香港，一直以写作为业。数十年来，他一直以“理智文人”的形象自居，但随着“修例风波”的延烧，此作家逐渐展露出真实的面目。

　　这位作家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内公然写到，“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先把现有的法律放在一边，什麼时候政府守法了，我们也才守法，否则，我们现在什麼都不能做，只能听任政府对我们施暴。所以，当下由我们约束自己行为的，就只剩下良知了。”这段话，便能看清这位作家的真面目。试问，如果将现有法律放在一边，纵容针对警察、政府甚至平民的暴行，那何谈良知？作家自己写到“当下我们约束自己行为的，就只剩下良知了”，若暴徒早已没有良知，驱使其行动的仅仅是一腔名为“热血”的愤怒，社会会变成何种情况，明眼人皆可见。那麼，这位作家的目标，岂不是希望香港沦为暴力之巢，混乱之都？

　　紧接着，这位作家说“法治废弛，市民有权违法达义”。他认为，他们的“正义”是凌驾在法律之上的，且不说暴徒的所谓“正义”本就是暴行的藉口。在法治社会，法律方才是判断对错、彰显正义的标準。以一己好恶决定是否遵循法律，这样的思维，与五十年前“文革”时的造反派有何区别，本质上又与那些恐怖主义的支持者有何分别？这位作家口口声声说“反思文革，走出文革”，他现在以笔号召年轻人无谓的献出生命，与“文革”时候思想何异？他真的走出了“文革”吗？

　　这位作家由於其文字有其受众，所说的话，所写的文字，都应当有所斟酌，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作家带头污衊政府、警察，号召年轻人违抗法律，那麼，他已偏离为文者本质。即便其抛弃作家身份，作为普通的老人，也应当教化年轻一代，而不是催促他们去以卵击石，无谓献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