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不仅是北京的“城市封面”，而且还是中国的“国家名片”。长城也分层次。外地遊客自然首选八达岭，其次是司马台、慕田峪。但本地“驴友”更喜欢的是未经商业开发的“野长城”，虽然残破，但更有韵味。

　　犹记得前年深秋在延庆某处野长城，山区比市区寒冷得多，红叶未落，而初雪已至。长城巍巍，雄踞於崇山峻岭之上，云雾瀰漫山间，彷彿千百年来的烽烟尚未散尽，萧瑟中越发显得莊严。

　　长城昔日是武力的象征，如今更多的是文化的意义。从秦到汉，从北齐、隋、唐到明，长城几经修缮营建。仔细想来，在古代，长城也并未能抵禦住塞外胡族的入侵。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一次次叩关南下，甚至入主中原。

　　袁枚在《随园诗话》记载了两位同时代文人咏秦始皇的诗句。一位是进士崔念陵：“刘项生长长城裏，枉用民膏筑万里。”另一位是诗人朱排山：“诗书何苦遭焚劫，刘项都非识字人。”焚书坑儒与修筑长城，是秦始皇的文武之道，但都没能保住帝国江山。国家的稳定，主要根基在内不在外，重在施行仁政，与民休息。明朝是秦朝之后第二个修筑长城的高峰期。而明朝的灭亡，亦肇自内政腐朽倾圮，而非清兵入关。

　　这方面，康熙皇帝有一个精闢总结。某年，总兵官蔡元看上疏奏请修缮长城。康熙召见大学士，面谕曰：“众志成城，岂在边墙。”遂不准行。

　　直到一九三○年代抗战军兴，从山海关到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居庸关，忠勇的中国将士凭藉长城与敌寇作输死抵抗。这是长城在军事方面最后的荣光与苍凉。青山埋忠骨，不朽的英魂长眠。而今的长城，依旧巨龙蜿蜒，西起黄沙戈壁，东入白浪沧海，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精神图腾。